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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乐律志之钟律考

发布时间:2009-03-11   作者:王洪军   来源:   访问次数:

本文是对古之钟律考证系列论文之二——历代乐律志之钟律考。论文之一《钟律四书之钟律考》——有关古之钟律专著的考证,已发表于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04年第3期,其中对运用古文献资料考证钟律内涵的重要性已有所阐发,恕不赘言。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正史中之历代乐律志在钟律乃至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定位问题:众所周知,古代的史学文献尽管在形式方面有编年、纪传、典志、会要、纲目、纪事本末等多种体裁,在内容方面着重于记事,到清初,这六种体裁已各有一套从古到今的史书,但所记之事惟有详略之异,观点无大出入,其中不少是凑数的。这样说来,选取纪传体正史中之乐律志作为钟律考证的文献材料,尽管这些材料不可能是涉及钟律的所有文献材料,但把这些材料作为考察钟律的基本材料当不会有什么问题。广而言之,将其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材料也应当是切实可行的。这里不妨让我们再温习一下已故著名音乐学家丘琼荪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

    有意于了解历代音乐概况者,有志于研究我国音乐史、乐律史、乐制、乐器、乐调、民族音乐、域外音乐,乃至歌曲、舞蹈、戏剧、散乐、曲艺等等之兴亡隆替及其衍变流转情形者,请先于历代《乐志》、《律志》中求之。[1]

窃以为丘先生所言极是。

本文所涉乐律志中记载的相关钟律的材料,在行文上尽量以引文的形式独立列出,并且尽可能保持引文的完整性。这样做主要有以下二方面的考虑:一则对文献、文论的解读由于受个人条件的限制,很可能会出现偏差,如果以转述的方式论说,对不熟悉原文的读者来说很容易“上当”,而将原文独立列出,读者可以对照原文进行判断,在不至于“误人不浅”的前提下,确保笔者的一家之言能够以开放的姿态让大家来评说,最终使认识得到完善。这正如吉联抗先生所言:“只用现代语复述史料,却不附原文,那就只能由你怎么说了。而要鉴别这类著作的可靠与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原文和译文摆出来,大家评,大家议。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应该是起促进作用的吧!”[2]先生所谈虽然是古文献翻译的问题,但其中道理与笔者所谈应是吻合的。二则对一个孤立语句的理解因没有前后文的联系往往会偏离原文之本义。因此尽可能保持引文的完整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据笔者的案头考察统计,钟律一词在历代乐律志中共出现57次。其分布情况如下:《史记·律书》1次,《汉书·律志》1次,《汉书·乐志》1次,《后汉书·律志》3次,《晋书·律志》4次,《晋书·乐志》1次,《宋书·律志》2次,《宋书·乐志》1次,《魏书·律志》3次,《魏书·乐志》2次,《隋书·律历》8次,《隋书·音乐》5次,《旧五代史·乐志》1次,《宋史·律历》8次,《宋史·乐》11次,《元史·礼乐》1次,《明史·乐》2次,《清史稿·乐志》2次。已考明的钟律概念内涵有两种情况比较普遍,一是十二律吕,一是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的制度。还有少数的其它意。现分别陈述之。

 

意十二律吕

    意指十二律吕之钟律一词在已考明文献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现对其作如下考证。

一、证之以《史记·律书》

通览《史记·律书》,笔者只在下例文字中发现了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这是迄今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钟律一词。

    太史公曰:故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之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曰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3][笔者注:这段引文摘自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后简称丘本文。]

对这段引文,丘琼荪先生有案云:

崔适《史记探源》谓《律书》为妄人所续,余谓续者不止一人,阅其上下文可知也。自“数始于一”至篇末一段文字,尤可疑:(一)止有《正义》而无《集解》、《索隐》;(二)文笔与全篇不类,与叙论亦不类;(三)所论不关律,不关兵,又不关历,全类道家言;(四)文字多舛误不可解;(五)“太史公曰”以下纯出杂凑,以不相连属之字句,拼合而成。王元启《史记正讹》,将此段文字割裂分散,配合在其它文字中,其故可知也。[4]

    尽管如此,今学者在谈及钟律问题时,对《史记·律书》的这段文字仍多有引用。如《中国音乐词典》之“钟律”条目便是一例。笔者以为,在没有弄清这些“纯出杂凑”、“拼合而成”字句的出处之前,将其归于《史记·律书》也未尝不可。问题是此段引文的标点如发生变化,可能便会引起“钟律”于此处意义之变化。为了便于比较说明,现将句读不同于丘本文的引文摘记于下:

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之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5]

与丘本文比较,此引文后少“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一句。除去此句,此文与丘本文皆为三句。其三句的不同由第二句引起。那么第二句到底应是“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还是“钟律调自上古”呢?如是后者,其“钟律”被解释为“中国古代律学中泛指最早的定律法”[6]。这与第三句联系起来,似也说得通。可这样一来,第一句却难以解释。因为“七政”即“天之二十八宿”,那么“十母、十二子”依附于后岂不多余?如是前者,前后便可以贯通。十母者,“《正义》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7]也;十二子者,“《正义》曰:子、丑、寅、卯、辰、巳、戊、未、申、酉、戌、亥”[8]也。十母、十二子当指古人的干支记日法,这种记日法与“钟律”调和,便形成了“日度”。古人岁时节气的制定,亦即历的制定,是通过推算日月星辰之运行来实现的。而“七政即天之二十八宿”恰是观测、推算的相对标志。由此说来,第一句在谈“历”,第二句在谈“日”与“律”,第三句则是对前两句的总结。对此如无异议,那么此处“钟律”当被解释为:十二正律。《晋书·律志》引淮南王刘安言律历的一段话,可看作是“十母、十二子,钟律调”的注脚:

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9]

其中五音、十二律、干支的对应关系可见表一。

             表一    五音、十二律、干支的对应关系表

   

 

 

 

 

 

 

 

 

 

 

黄钟

林钟

太簇

南吕

姑洗

应钟

蕤宾

大吕

夷则

夹钟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无射

仲吕

黄钟

林钟

太簇

南吕

姑洗

应钟

蕤宾

大吕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夷则

夹钟

无射

仲吕

黄钟

林钟

太簇

南吕

姑洗

应钟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蕤宾

大吕

夷则

夹钟

无射

仲吕

黄钟

林钟

太簇

南吕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姑洗

应钟

蕤宾

大吕

夷则

夹钟

无射

仲吕

黄钟

林钟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太簇

南吕

姑洗

应钟

蕤宾

大吕

夷则

夹钟

无射

仲吕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二、证之以《汉书·乐志》

通览《汉书·乐志》,笔者只在下例文字中发现了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

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0]

要认知此处“钟律”之意味,不联系全文而孤立地读这段文字是不可以的。这段文字是在列举了汉武帝《郊祀歌》十九章、对照“昔殷、周之雅、颂”,有感于“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而发的:于内容,没有为祖宗歌功颂德;于形式,八音合乐,其调子与钟律不和。与此呼应的却是,郑卫之音盛行于朝廷。这里的钟律当不是此时用乐的音高标准。何以言之?看下面这段有关《郊祀歌》十九章的文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1]

    可见,八音合乐,“略论”律吕的目的就在于“八音之调”能够相和,八音合乐,其调子非不和,而是与钟律不和也。联系《汉书·律志》,孟坚强调的是雅声十二正律体系,而当时郑声泛滥,以致演奏《郊祀歌》时,“八音调均”却不能与雅声的“十二正律”相协。至此“钟律”之意味明矣,即刘歆《钟律书》“和声”篇中的内容之一:前古的源起于黄钟之十二律吕。

    三、证之以《后汉书·律志》

通览《后汉书·律志》,笔者在下列两例引文中发现了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

其一: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效气,道之本也。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音声精微,综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昭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为能传崇学耳。”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尤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12]

这段引文谈及的主要是京房之律准问题。涉及京房律准的产生、元和元年(公元84年)京房律准的严峻处境、熹平六年(公元178年)京房律准名存实亡三方面的问题。在谈及第二方面问题时出现的“钟律”一词常被今学者解释为“自有计算律的方法以后,历代常专设以‘钟律’为名的乐官”[13]。其文献根据之一便是“东汉章帝时,曾设‘待诏候钟律’”也即引文中的“待诏候钟律”。这一说法似有些欠妥。《辞源》在解释“待诏”这一词时如是说:“诏,皇帝诏书。待诏,犹言候命。汉时以才技征召未有正官者,使之待诏,有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等名目(《汉书》五八公孙弘传、四十三叔孙通传)。唐初,凡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等有专长者均值于翰林院,以备待诏;玄宗时遂以待诏命官,称翰林待诏,负责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等事(《文献通考》五十四职官八学士院)。辽有翰林画待诏(《辽史》百官志三翰林院)。明清于翰林院中仍置有待诏,但地位低微(《明史》职官志二、《清通典》二三职官一)。”[14]从“待诏”一词的历史演变看,汉时“待诏”还没有成为官名。未有正官者靠才技待诏,“待诏”只能解释为“候命”。将此意义带入引文“待诏候钟律”中,用现代语法表示之当是“以候钟律待诏”。这里的“候钟律”是个偏正词组,不能将“候”与“钟律”分离开单言“钟律”,只有联合才表示的是一种才技。因此,知此处所言“钟律”不可能是汉时专设的乐官。没有正官才待诏,如果非要用其才技来命官职不可,那此处也应该是“候钟律”而不应该是“钟律”。那么“候钟律”中“钟律”之内涵为何?笔者认为,此处“候钟律”言指以候气定钟律,如理解不误,钟律当指十二律吕。有可能指六十律吗?丘琼荪先生案云:“南朝陈武帝时,毛喜曾以十二管衍为六十律,私候气序,并有徵应云云,见《隋志》。可知,以六十律候乃毛喜一人所‘衍’,汉世尚无以六十律候者,亦可得一旁证矣”。[15]钟律于此处之内涵明矣。

这段引文所言“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一事,还见于《晋书·律志》,《宋书·律志》。

其二: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16]

此处“钟律”之内涵,与“待诏候钟律”之“钟律”相同,即指“十二律吕”。详见上文“其一”考证。

此段引文之“候钟律”还见于《晋书·律志》,《宋书·律志》,《明史·乐一》。

四、证之以《晋书·律志》、《晋书·乐志》

(一)通览《晋书·律志》,笔者发现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共有三例,其中其一“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其二“候钟律”两例已见于《后汉书·律志》,这里不再重复叙述。

    其三:

造新钟律,与古器协,时人称其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人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所致也。会咸病卒。武帝以律与周、汉器合,故施用之。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长尺四分,时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17]

造新钟律当为后世所称的“荀笛律”,荀言:“谨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记注图侧。”[18]显然,荀笛律属三分损益十二律体系。因此钟律在此处无疑应指十二律吕。

   (二)通览《晋书·乐志》,笔者只在《乐志下》发现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一例:

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歌辞,陈之于舞列;宫悬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仿此理,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今难以意言。”[19]

此段引文是在尚书颁布了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后,太常贺循给予的回话。这段回话,追溯的是祭祀乐旧典——“周人之旧也”。周人之旧者,于声律当是“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也。故此处钟律之内涵是十二律吕。

此段引文之“和之以钟律”,还见诸《宋书·乐志一》。

五、   证之以《隋书·律历》、《隋书·音乐》

   (一)通览《隋书·律历》,笔者发现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共有三例。

    其一:

    至开皇初,诏太常牛弘,议定律吕。于是博徵学者,序论其法,又未能决。遇平江右,得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并以付弘。遣晓音律者陈山阳太守毛爽及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作《律谱》。时爽年老,以白衣见高祖,授淮州刺史,辞不赴官。因遣协律朗祖孝孙,就其受法。弘又取此管,吹而定声。既天下一统,异代器物,皆集乐府,晓音律者,颇议考校,以定钟律。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与朝贤听之,曰:“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20]

    这段引文提出的问题是“议定律吕”;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博徵学者,序论其法”、以陈氏律管十有二枚“候节气,作《律谱》”、取陈氏律管,吹而定声,就乐府所存“异代器物”使“晓音律者,颇议考校,以定钟律”;问题解决后发挥的作用是“更造乐器,以被《皇夏》十四曲”;收到的效果是“此声滔滔和雅,令人舒缓”。请注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陈氏律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十有二枚”、“以候节气”、“又取此管,吹而定声”等字眼可断定引文所提问题“议定律吕”之“律吕”应是狭义之十二律吕,而问题最终解决了却言“以定钟律”,可见这里的“钟律”与“律吕”是相同的概念,即皆为十二律吕。

其二:

开皇初调钟律尺及平陈后调钟律水尺。[21]

无论是“调钟律尺”之“尺”,还是“调钟律水尺”之“水尺”都是用来调钟律的尺度。其中蕴涵着用一定尺度调钟律的信息。开皇初调钟律当指“诏太常牛弘,议定律吕”之事,其中钟律的意义已在上文作了考察,即“钟律”与“律吕”是相同的概念,钟律为十二律吕。而《律历上》“和声”篇的“用水尺则律吕合调,天下和平” 、“诏施用水尺律乐,其前代金石,并铸毁之,以息物议。”则可看作是以水尺调钟律的注脚,由此可见以水尺调钟律亦即以水尺调律吕,钟律也即律吕——十二律吕。

其三:

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22]

联系上下文知此引文“今之铁尺”之“今”指的是北周宣帝(公元579年)时,“以调钟律”即以铁尺调钟律。又这段引文与上文“调钟律水尺”皆在《律历上》“审度篇”尺度之第十二——宋氏尺中,作者前后所言“钟律”应是同一概念之钟律,故钟律的内涵当一致,钟律即上文已作出考释的十二律吕。

(二)通览《隋书·音乐》,笔者只在《隋书·音乐下》发现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一例: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象《倾杯曲》,送神礼毕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订,不敢易之。[23]

引文中“高祖”即隋文帝,“弘”即牛弘。《隋书·律历》记载了牛弘曾于开皇初定钟律的经过。笔者在上文已对牛弘所定钟律的内涵进行了考释,其结果是牛弘所定“钟律”与“十二律吕”是相同的概念。而此段引文“合于钟律”的“钟律”当即牛弘所定钟律,因此此处钟律也即是十二律吕。

    六、证之以《旧五代史·乐志下》  

通览《旧五代史·乐志》,笔者只在《乐志下》发现意指十二律吕的钟律一词一例: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长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眷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24]

周世宗显德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朴上奏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以及所造律准,世宗认为很好,于是令尚书省汇集百官详细评议。这段引文是兵部尚书张昭等人所作评议中的一段话。这里的“爰命廷臣,重调钟律”,当与“王朴上奏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以及制作律准”这一事件有关,再联系上下文,“详定”的是“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用来“实验”“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的则当是“律准”,“重调”的当是“四悬之器”所采用的“十二律”,故此处“重调钟律”之“钟律”当指十二律吕。

 

意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

(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

    意指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钟律一词在已考明文献中出现的次数次多。现对其作如下考证。

一、证之以《汉书·律志》

通览《汉书·律志》,笔者发现意指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钟律一词一例: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誉,徵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义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五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25]

    这段文字在今之“钟律”研究中多有引用。丘琼荪先生为此段文字作注云:

惠士奇云:“孟坚不知律历,故专取刘歆一家言,是为王莽作志也。不载太初历而载三统历,尤非是。”钱唐《律吕古谊》云:“汉志所载律法,虽本刘歆,实为前古定法。歆笃古,制作必依古法,观其不用京房六十律,可知矣。”丘先生案云:钱说是也。刘歆此说,亦不过就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所述前古之定法,典领条奏言之耳,非歆一人之私言,亦非莽之法也。孟坚所以取之者,正因其法有当取之道,而歆所著《钟律书》,又“言之最详”也。[26]

    读这段引文,不难发现孟坚已在这段文字中为“钟律”的内容做了注脚,即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现再结合丘先生之注,我们认为,这一发生在原始中(此为时间),因王莽秉政,欲耀名誉(此为原由),而徵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义和刘歆等典领条奏;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此为途径)的活动,是一次有组织的、严谨的对前古定法的一次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活动的成果即刘歆之《钟律书》。由此说来,此段引文之钟律当即《钟律书》之钟律(详见《钟律四书之钟律考》)。即: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的制度。

此段引文之“徵通知钟律者”还见诸《后汉书·律志》,《晋书·律志》,《魏书·律志》,《宋史·律历》。

二、证之以《魏书·律志》

通览《魏书·律志》,笔者发现意指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钟律一词二例。其中其一“徵通知钟律者”一例已见于《汉书·律志》,这里不再赘述。

其二:

永嘉以后,中原丧乱,考正钟律,所未闻焉。其存于夷裔,声器而已。[27]

这两句引文为此《律志》开始段落的最末两句。该段落是在记写后魏律况之前对自传说的黄帝至后魏历朝律况的概括追溯。这里既有“音既协矣,黄钟以立;数既生矣,气亦徵之。于是乎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用,皆出于兹矣。”也有“京房明六十律,事为密矣”还有荀“又得古玉律,以新律命之,为其应合,遂改晋调;而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而这些在魏收看来,皆属对钟律的“考正”,不过这种“考正”永嘉以后“所未闻焉”。可见这里的钟律并不局限于十二律吕,当是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制度。

三、证之以《隋书·律历》、《隋书·音乐》

    (一)通览《隋书·律历》,笔者发现意指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钟律一词一例:

梁初,因晋、宋及齐,无所改制。其后武帝作《钟律纬》,论前代得失。[28]

此引文中的《钟律纬》即南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撰写的钟律著作。原书早已失传。在《钟律四书之钟律考》一文中,笔者已对(清历城)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取自《隋书·律历志》之《钟律纬》一卷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这里恕不赘述。对钟律考察的结论是:这里的钟律内涵有两种可能,一是只包括“和声”、“审度”两部分。但因其论生律,已突破了十二正律的范畴而将京房六十律纳入其中,由此超出《钟律书》之“和声”的范围。因此,尽管在《律历》中,当按《汉志》: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权的体例叙述时,“京房六十”被定在“和声”的名下,但此处之“和声”已不能等同于《钟律书》之“和声”,其内容显然更加丰富。二是因今存之《钟律纬》一卷只是原六卷《钟律纬》的一部分,参照钟律其它三书的构架,很可能属于《钟律纬》的“备数”、“嘉量”、“权衡”数部分内容未被《律历》收入,果真如此,这里的钟律内涵就应该是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制度。

(二)通览《隋书·音乐》,笔者只在《隋书·音乐上》发现意指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钟律一词一例:

    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29]

这段引文所言“帝”即梁武帝。梁武帝素善钟律,他撰写的著作《钟律纬》是最好的说明。反言之,透过《钟律纬》我们可以了解“素善钟律”之“钟律”的内涵,换言之,《钟律纬》之钟律与“帝既素善钟律”之钟律内涵应当相同。《钟律纬》之钟律已明,这里不再重复叙述。

四、证之以《宋史·律历》、《宋史·乐》

(一)通览《宋史·律历》,笔者于《宋史·律历四》发现意指有关备数、和声、审度、

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钟律一词二例。

其一:

    初,冯元等上《新修景佑广乐记》时,邓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钟律,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右司谏高若讷、韩琦,取保信、逸、瑗等钟律详考得失。[30]

关于邓保信、阮逸、胡瑗之钟律,紧接上引文便是翰林学士丁度等人对其所作的评议。透过评议,当可把握此处钟律的内涵。对邓保信之钟律评议言:

保信所制尺,用上党黍圆者一黍之长,累而成尺。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空围九分,容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31]

对阮逸、胡瑗之钟律评议言:

逸、瑗所制(笔者注:接上文知,这里省略了“尺”字。),亦上党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亦率类是。[32]

综合以上两评议,最后言:

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33]

    不难看出上述评议涉及到尺、律管、量器、权衡四方面。这四方面亦可看作是“邓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钟律”之“钟律”的内涵。又阮逸、胡瑗之钟律还先后两次见于《宋史·乐二》。

其二:

自周衰乐坏,而律吕候气之法不传。西汉刘歆、扬雄之徒,仅存其说。京房作准以代律,分六十声,始于南事,终于去灭。然声细而难分,世不能用。历晋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载律吕大数,不获其详。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言钟律者记于篇,以补续旧学之阙。[34]

   要想弄清楚此处钟律的意义,就必须对“诸儒言钟律者”进行简要梳理。所涉者有下列5条:

1、翰林学士丁度等人对“邓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钟律”的评议。

评议涉及到尺、律管、量器、权衡四方面。

2、丁度等人奉诏详定太府寺以及保信、阮逸、胡瑗所制尺所发表的言论。丁度道:

是盖天物之生,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尔。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

今朝廷必求尺之中,当依汉钱分寸。[35]

上述所谈为尺度方面的问题。

3 益州进士房庶受召诣阙发表的看法。房庶称:

    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分,其法非是。当以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36]

上述引文是房庶对尺与律的关系的看法。以下则是房庶对音、律的认识。房庶言:

    古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五行旋相生法,得徵音。

    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礼乐同异,以行诛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毋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37]

4 房庶对律吕旋相为宫的认识。房庶言:

    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以宫、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其数。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38]

5 直秘阁范镇围绕制乐发表的有关黍、律、尺、量、权衡、钟、磬的看法。范镇言:

    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道也。有形者,黍也,律也,尺也,龠也,也,斛也,算术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39]

在分条陈述了上述引文中所言黍、律、尺、龠、、斛、算术、权衡、钟、磬十者存在的问题后,范镇希望将他的意见下达到有司并进行讨论。其结论言:

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40]

通过以上对“诸儒言钟律者”的梳理,笔者认为其“钟律”应包括审度(见于1235条)、和声(见于1345条)、嘉量、权衡(均见于15条)四方面的内容。

 

钟律之其它意

一、意六十律

意六十律的钟律一词见于《魏书·律志》、《魏书·乐志》。

    (一)证之以《魏书·律志》

景明四年,并州获古铜权,诏付崇,以为钟律之准。[41]

这段引文的“景明”为后魏宣武帝的年号(公元500——503年)。“崇”为孝文帝时太乐祭酒公孙崇。孝文帝太和(公元477——公元499年)年间,中书监高闾曾被敕理乐(“修正音律”),高闾“与皇博士孙惠蔚、太乐祭酒公孙崇等,考《周官》、《国语》及《后汉·律历志》,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吹律以调丝,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举。”[42]为了不致使“音律一旷,精赏实难,习业差怠,转乖本意”[43]高闾推荐公孙崇言:“今请使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触类而长之,成益必深。”[44]其结果是“诏许之”。[45]联系上下文知,上引文之诏付崇古铜权以为钟律之准之“钟律”当与“今请使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之“律吕”同意,而此“律吕”又当同“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之“律”——京房律同意,京房律,六十律也。由此推断引文以古铜权为钟律之准之“钟律”的内涵为六十律。

(二)证之以《魏书·乐志》

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辑理。谨即广搜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46]

    此段引文是公孙崇宣武帝正始(公元504——507年)四年复表中的一段话。其言古铜权事,已在《魏书·律志》中提及,其“钟律”内涵上文已有考证,此引文与《律志》引文可互证。钟律为“六十律”当确信无疑。

二、意三百六十律

意三百六十律的钟律一词见于《隋书·律历》。

宋钱乐之因京房南事之余,更生三百律。至博士沈重钟律议曰:“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律历之数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此则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数,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数也。[47]

通读沈重的这篇《钟律议》知这里的“议”字非“商议”而是“意见”,“钟律议”则当是对钟律的提议或建议。沈重显然是建议以律——三百六十律运历。从操作上看尽管仍然以十二月律为基础,但就律体系来看其律数已大大超过了十二正律至三百六十律。故这里的钟律当是以十二正律为基础的三百六十律。

三、意和声

意和声的钟律一词见于《宋史·乐六》。

熹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汇分于所修礼书中,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为条凡七: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忽之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徵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为条凡六:一曰明五声之意,二曰明十二律之意,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分寸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48]

这段引文见于《宋史·乐六》。因所涉内容已在引文中分条列出,故这里钟律的内涵也就比较明确,其应是突破五声、十二正律的“和声”体系。

四、意审度

意审度的钟律一词见于《魏书·乐志》。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高阳王雍奏停之。[49]

据《乐志》,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在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之后,故此引文之“初”当为宣武帝永平(公元508——511年)年初。元匡与芳等竟论钟律一事,《律志》已为其下了注脚:“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有司奏从前诏,而方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50]可见,竞论钟律主要表现在“度分”之争论,此处钟律之内涵,当与《汉书·律志》之“审度”相同。

五、意雅乐

意雅乐的钟律一词见于《隋书·音乐中》、《隋书·音乐下》。

   (一)证之以《隋书·音乐中》

“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乘业,共臣先人太常卿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涣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51]

这段文字是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的北齐尚典御祖上书中的一段话。祖在这段话中,主要陈述了北魏上庙乐由无到有、到最终完备的过程。道武帝皇始元年“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因而无上庙乐;至天兴初,作上庙乐,但“钟管不备”,缺少的乐章用《簸逻回歌》顶替,八佾舞《皇始》;至太武帝平河西,宾嘉大礼夹杂演奏《秦汉乐》——《沮渠蒙逊》;至永熙中,于乐器则“斟酌缮修”,于乐则“戎华兼采”,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钟律”达到了“涣然大备”的程度。由此可见,引文中的“钟律”当是“上庙乐”的代名词,而这里因为创制的是“宫悬”,故“庙”应是王宫的前殿、朝堂,由此笔者认为,这里的上庙乐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宫廷雅乐。

   (二)证之以《隋书·音乐下》

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52]

这段引文说的是东晋初至孝武帝太元间宫廷雅乐的情况。此段历史还见诸《晋书·乐志下》及《宋书·乐志一》。为了弄清上述引文“钟律”真相,故在此将其一一列出。

《晋书·乐志下》:

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尤有未备。太宁末,明帝又诏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及慕容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邺下乐人,亦颇有来者。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而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53]

《宋书·乐志一》:

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尤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54]

将上述记叙同一事象的三引文对照可知:东晋之初无雅乐器及伶人,至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但食举之乐,尤其不完备;成帝咸和中,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但还是没有雅乐器——金石;后庾亮与谢尚一起为朝廷修定雅乐,至庾亮死未成,后乐器也腐朽损坏;由于前燕慕容灭后赵冉闵之时邺下乐人的南下,以及谢尚制造雅乐器石磬,至永和十一年雅乐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准备;直到太元中,四厢金石的雅乐才告完备。由此可见,《隋书·音乐下》的“以具钟律”当即《晋书·乐志下》的“雅乐始颇具”也即《宋书·乐志一》的“以具钟磬”。而这里的“钟磬”应是“钟磬乐”也即雅乐。至此,引文中的“钟律”意指雅乐也就清楚了。

 

结语

    通观本章对历代乐律志钟律一词的考证,在笔者统计的57个“钟律”一词中,已考明其内涵的有41个,占发现总数的72%,待考的有16个,占发现总数的28%。在已考明的41个钟律一词中,意十二律吕的18个,占考明数的44%,本文称其为第一意;意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的14个,占考明数的34%,本文称其为第二意;意和声的3个,占考明数的7%;意六十律、意雅乐的各有2个,分别占考明数的5%;意三百六十律、审度的各有1个,共占考明数的5%

根据已考明的钟律一词的百分比情况,显然第一意最为常见,第二意次之;其它意尽管不能忽略不记,但就其比例而言,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就第一、二意的内涵外延言,因第一意是第二意之和声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第一意当包括在第二意之内。就此意义而言,已考古文献中的钟律一词可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为第一意,即十二律吕;广意为第二义,即有关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其框架或有所损益)之制度。

 

 

 

 

附录Ⅰ:待考钟律一词的引文

    一、《隋书·律历》、《隋书·音乐》

 1、梁武《钟律纬》云:“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余与此尺同’此尺者,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钟律图》,所载荀较量古尺文,与此铭同。而萧吉《乐谱》,谓为梁朝所考七品,谬也。今以此尺为本,以校诸代尺”云。 [55]

 2、帝又诏博访知钟律歌管者,皆追之。时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罗汉、常宝金等,虽知操弄,雅郑莫分,然总付太常,详令删定。[56]

    二、《宋史·律历》、《宋史·乐》

    3、今朝廷必求尺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影表尺与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影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57]

    4、及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至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58]

    5镇说自谓得古法,后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辩其是非焉。[59]

    6、迥博学好古,朱熹深礼敬之。其后江陵府学教授庐陵彭应龙,既注《汉律历志》,设为问答,著《钟律辨疑》三卷,至为精密,发古人所未言者。[60]

    7、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61]

    8、又言:“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其阮逸、胡瑗、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周礼》度量法,其说疏舛,不可依用。”[62]

    9、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言:“臣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佑广乐记》,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非之。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庙大礼,请复用之。”[63]

    10、朕闻古者作乐,本以荐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袭,然必太平,始克明备。周武受命,至成王时始大合乐;汉初沿袭旧乐,至武帝时始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中兴,至明帝时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时孝孙、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方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64]

    11、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并新作晋鼓。乃以瑗为大理寺丞,逸复尚书屯田员外郎,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65]

    12、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余年,终不能以相一。[66]

三、《元史·礼乐》、《明史·乐》、《清史稿·乐志》

    13、按图索器,永言和声,较钟律于积黍之中,续琴调于绝弦之后。金而模,石而琢,斯竖,斯横,合八音而克谐,阅三岁而始就。[67]

14、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68]

15、帝既妙研钟律。时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以耆硕被顾问。会进所纂大司乐释义及乐律论辨。[69]

16、二十六年,江西抚臣奏得古钟十一图以进。上示廷臣,定为钟。命依钟律尺度铸造十二律钟,备中和特悬。既成,帝自制铭。[70]

 

注释:

[1]    丘琼荪校释《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之“序”,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9月第1版,第九页。

[2]    吉联抗辑译《春秋战国音乐史料》之“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6月第1版,第3页。

[3]    [1],第134页。

[4]    [1],第135页。

[5]    饶宗颐、曾宪通著《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页。

[6]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之“钟律”条,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10月第1版,第510页。

[7]    [1],第134页。

[8]    [7]

[9]    丘琼荪校释《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二分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9月第1版,第7页。

[10][1],第218页。

[11][1],第183-184页。

[12][1],第244-245页。

[13][6]

[14]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7月第1版,第579页。

[15][1],第249页。

[16][1],第246页。

[17][9],第35页。

[18][9],第20页。

[19][9],第65页。

[20][]魏徵、令狐德撰《隋书·志第十一·律历上》,中华书局19738月第1版,第391-392页。

[21][20],第406页。

[22][20],第406-407页。

[23][]魏徵、令狐德撰《隋书·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738月第1版,第359-360页。

[24][]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志七·乐志下》,中华书局19765月第1版,第1941页。

[25][1],第136-137页。

[26][1],第137页。

[27][9],第332页。

[28][20],第389页。

[29][]魏徵、令狐德撰《隋书·志第八·音乐上》,中华书局19738月第1版,第288-289页。

[30][]脱脱等撰,《宋史·志第二十四·律历四》,中华书局197711月第1版,第1607页。

[31][30]

[32][30]

[33][30]

[34][30],第1603页。

[35][30],第1608-1609页。

[36][30],第1611页。

[37][30],第1612页。

[38][37]

[39][30],第1614页。

[40][30],第1617页。

[41][9],第333页。

[42][41]

[43][41]

[44][41]

[45][41]

[46][9],第343-344页。

[47][20],第397页。

[48][]脱脱等撰《宋史·志第八十四·乐六》,中华书局197711月第1版,第3064页。

[49][9],第346页。

[50][9],第333-334页。

[51][]魏徵、令狐德撰《隋书·志第九·音乐中》,中华书局19738月第1版,第313-314页。

[52][23],第350页。

[53][9],第65-66页。

[54][9],第133-134页。

[55][20],第403页。

[56][23],第373页。

[57][30],第1609-1610页。

[58][30],第1611-1612页。

[59][30],第1617页。

[60][]脱脱等撰《宋史·志第三十四·律历十四》,中华书局197711月第1版,第1920页。

[61][]脱脱等撰《宋史·志第七十九·乐一》,中华书局197711月第1版,第2949页。

[62][]脱脱等撰《宋史·志第八十·乐二》,中华书局197711月第1版,第2961页。

[63][62]

[64][62],第2965-2969页。

[65][62],第2969-2970页。

[66][48],第3055-3056页。

[67][]宋濂撰《元史·志第十九·礼乐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1版,第1693页。

[68][]张廷玉等撰《明史·志第三十七·乐一》,中华书局19744月第1版,第1516页。

[69]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全十二册)之《清史稿·志六十九·乐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2月第1版,第367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70][69],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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