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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

发布时间:2009-03-21   作者:蔡际洲   来源:   访问次数:

一、引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传统音乐已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其中不少品种已到了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境地。因此,如何在既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不受其影响,日渐成为困扰中国音乐学界的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问题,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作过探讨并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据目前所知最早的文献,当推杨荫浏先生的《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一文[1]。虽然文章的最初发表日期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作者也没有在行文中明确提出“保护”二字,但其精辟的见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传统音乐在当代的保护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20世纪80年代,黄翔鹏先生的《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2]是一篇代表性的理论文献。其中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在“移步不换形”的发展规律中获得保存,亚洲国家保存传统音乐的历史经验,以及在新的传承关系中传统音乐的教学和青年音乐家的培养等诸多问题。世纪之交,周文中先生和邓启耀先生提出关于传统音乐“不离本土的自我传习”方案,以及传统音乐与“文化、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路[3]。此外,冯明洋[4]、李彦荣[5]二先生的文章也对当下传统音乐的传播与传承、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保护传统音乐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如此等等。

笔者以为,无论是对传统音乐进行“博物馆式”的保存也好,还是在“移步不换形”的动态过程中的保存也好,都不失为各种保存方式。然而,就当下传统音乐面临的种种危机而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在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上的种种“失衡”。因此,论及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就不可背离传统音乐及其相关的生态系统,不可背离当代人类社会所公认的发展方向——走“可持续发展”之道。可见,从生态系统入手进行综合治理,并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应是我们今天的新思路之一。综上所述,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展开。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笔者将借鉴当代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学理层面对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再作些探讨。

本文的“生态系统”(ecosystem),原本是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自然科学概念,后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沿用。诸如人文地理学家所定义的研究文化人群和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化生态学”、社会学家所定义的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人类生态学”等等[6]。所谓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即传统音乐的生存状态及其与周围诸种文化脉络的关系。根据这一定义,笔者在本文中不仅以传统音乐为中心,同时还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考察它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机制。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亦称持续发展或永续发展。意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既要使人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衡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以生产总值这一经济指标为准,而应综合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项指标来全面考察[7]。当前,“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各国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战略目标、新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标准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8]”在中国音乐学界较早运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是管建华先生。他在《当今全球文化发展与中国音乐教育》[9]一文中提及“生态文明与音乐教育”时,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但未涉及传统音乐的保护问题。笔者也曾在一篇短文中以“可持续发展”为题,对中国音乐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的研讨[10]。因篇幅有限,未将这一问题充分展开。本文可看作是该短文的继续,并侧重传统音乐的保护问题。

 

二、传统音乐生态系统的历史观照

 

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创造和积累,对其与不同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关系的历时性考察,可为本文提出的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历史依据。而某种文化样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其核心、其实质最终还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笔者参考现代地理科学研究中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化理论[11],以及环境科学理论中关于“自然环境系统”和“人化环境系统”的概念[12],将中国传统音乐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环境分为3钟: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人工-自然环境。并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几个阶段——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与这3种不同的环境逐一对应。即,农业文明时期传统音乐生存于自然环境;工业文明时期为人工环境;信息文明时期为人工-自然环境。所谓自然环境,即自为存在的且人类活动干预较少的环境,如传统农业社会。人工环境亦即人为存在的且受人类活动干预较多的环境,如现代工业社会。而人工-自然环境则指的是共为存在的环境,如未来的信息社会。在人工-自然环境中,人类活动可不断改造自为环境使之变为共为环境,但必须以自为环境为根本,以不破坏自为环境的平衡为限。冯天瑜先生等在论及这3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曾提出了“依附、对立、协调”的三阶段说[13]。笔者则以为,不仅人与自然,而且中国传统音乐与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亦应体现为“依附、对立、协调”的关系。因为,人类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均是以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物质生产形式为基础的。只有将其视为传统音乐生存的物质基础,并与其他各种社会的、人文的因素综合考察,方能较为全面地认识传统音乐之所以兴衰的种种历史缘由。以下分别对传统音乐与其相应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大体的历史回顾。

1.农业文明:传统音乐与环境呈“依附”关系

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生产性意义的文明形态。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对土地和自然界的依赖。作为生产劳动对象的植物和动物,不仅生产周期长,而且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由于这种特点,因而农业文明时期的人类生产活动必然打上深深的“自然”的印记,靠天吃饭,顺应、依附自然是其派生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心理。这种思想反映在音乐文化的发展和创造上,便是对“自然”题材和“自然”的声音材料的选择,以及对音乐风格个性化、地方化的尊重[14] >。作为特定的经济活动关系,农业文明给中国传统音乐的生存和传承延续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存环境,即上文所说的自然环境。之所以称为自然环境,是因为这种环境相对工业文明时期的人工环境而言具有自为存在的特点。比如中国古代的所谓秦声、赵曲、吴歈、越唱,以及今天的京韵大鼓、苏州弹词、广东音乐、福建南音等等,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农业文明时期自为存在的地域文化特点。其明显的特征是,在不同的品种之前大都冠以地名以示区别。同时,更由于农业社会经济生产上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特点,自然对这些各具地方特色的传统音乐品种形成一种有力的“保护”作用,从而形成色彩斑斓的分布格局,并给我们留下这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

作为农业文明时期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其经典表述。它反映在人们的价值观上,便是对故土、对大自然,以及对乡音、乡情的无比眷念和钟爱。特别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和深远影响,更使国人形成一种极端尊重传统的文化心理。一方面,农业生产实践是孕育、培植“天人合一”观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天人合一”观又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农耕事务生存的基本需求。正是因为这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互为表里,相互影响,故此使得传统音乐在农业文明时期能一直沿着“移步不换形”的道路以“一曲多用”的方式发展,并与长期稳定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基本同步。诚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曾历经音乐资源丧失的种种先例,诸如因民族战争和社会格局的巨大动荡而形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几次断层[15],遂使先秦气度恢宏的钟磬乐舞和盛唐的歌舞大曲成为绝响等等。但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还是生存在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度和半封闭的农业社会之中。在这自为存在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基本上不存在音乐资源丧失的危机和保护文化传统的忧虑。

2工业文明:传统音乐与环境呈“对立”关系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日渐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渗透和影响。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在给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注入极大活力的同时,也留下不少负面影响。回眸20世纪,传统音乐的各种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因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工环境”使其生态系统失衡所致。

20世纪上半叶,虽然在西方音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的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已经兴起,中国音乐的发展自此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因当时传播条件的匮乏,除了大中城市外,新文化的影响面还相当有限,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基本上还是维持着原有的格局。除了古琴、昆曲早在20世纪以前就已呈衰微之势以外,其他品种不仅没有危机感,而且在这一时期还呈上升之势并显示出勃勃的生机。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建设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此时虽已迈开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但由于当时的对外交流仅仅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国家,加上以“文革”为代表的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不能不说这种现代化的步履还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境地。因而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其中除了“文革”期间对传统音乐造成的严重摧残之外,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的传统音乐依然没有生存的危机。传统音乐危机的真正产生,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的经济建设才正式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轨道,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才逐渐得以实现。

现代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的迅速传递为推进器,以征服自然、市场竞争和获取极大的物质利益为终极目标。因此,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被逐渐打破,传统音乐与环境的关系由“依附”逐渐转变为“对立”——在构成新环境的诸要素中人为因素大大加强:现代大众传媒诸如广播、电视、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音乐生活方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更对文化艺术的创造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这一切,不仅使得各种传统音乐品种原有的自为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文化“趋同”现象日渐增强。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所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在此背景中,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音乐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日趋打上“人工”的印记:如乐器、人声音色的标准化、统一化;创作方式的专业化、书面化;以及在现代音乐教育中训练方式的模式化倾向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民谣——现代流行音乐,也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再度崛起,并通过各种大众传媒以铺天盖地之势与传统音乐争夺听众。这些新品种的产生是时代变化使然,在反映新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调节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并使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发生着巨大变化。

此外,随着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与经济发展交相辉映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及其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有力渗透。培根的“新工具”论,以及由笛卡尔发扬光大的“主客二分”的二元论等,都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革创新意识、民主法制思想等等,日渐成为国人的新思维、新观念。在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上,“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是其重要体现;以“唯新为美”为价值取向的西方专业作曲及其在表现形态上的“专曲专用”,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的“后殖民”思想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遂使部分人的音乐观念变为:新的就是美的,旧的就是不美的;对传统的突破和改革是有价值的创造性行为,强调民族风格和对传统的热爱则是不求进取的保守思想。更有甚者,在不少青年学生中还形成这样一种音乐鉴赏观念:凡“来自民间的、农村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东西是‘土’的、落后的、过时的;来自外国的、城市的、没有地方特色的东西则是‘洋’的、先进的、时髦的。[17]”由此可见,在这种生态环境所孕育的精神氛围中,以“移步不换形”为传承方式的传统音乐自然会产生生存的危机。

3信息文明:传统音乐与环境走向“协调”

信息文明时期的文化生态系统,是目前尚在憧憬之中的但可按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合理推测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其营造的“人工-自然环境”中,通过人为因素的参与和调控,传统音乐与环境的关系将由“对立”走向“协调”。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则有赖于人类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信息文明的形成。人类自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工业文明在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需要克服的弊端。如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强调征服自然,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环境的污染、能源的危机。再如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分追求个体的自由、权利、幸福,忽略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建设、调整和保护,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因此,信息文明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可以克服、救治上述各种“工业文明病”,而且还可以引导人类在经济建设与自然生态、文化发展与文化保护等诸多方面协调发展。

笔者曾在前述的短文中提出:“作为后工业文明(或曰生态文明)时期的中国音乐,自然应是对工业文明时期的否定和对农业文明时期的否定之否定——而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农业文明时期的某些特点。[18]”按照事物以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发展的原理,传统音乐的3种不同生存环境自然也应按这一规律发展:即,“人工-自然环境”必然是对“人工环境”的否定,是对“自然环境”的否定之否定。在这一新的环境中,不可避免有各种“人工”因素的参与,但这种因素的作用不可无限制地扩大;同时,其作用不仅要有利于新音乐的发展和创造,也要有利于传统音乐的生存和保护,更要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此外,其中还应保留农业文明时期的“自然”因素——传统音乐将以多样化的方式“活”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之中。当然,这种“自然”因素又不是对农业文明时期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之后的复归。由此可见,这是一种理想的并适于传统音乐生存的生态系统。

不过,这一生态系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首先,我们至少在思想上必须明确以下两点:第一,我们不可能不发展经济建设,不可能不加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更不可能为了传统音乐的生存环境而倒退到封闭的农业文明时期。第二,我们不能对传统音乐的当下处境掉以轻心而使这口传的“无形”音乐文化遗产丧失殆尽。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民族音乐“五大集成”虽然功德无量,但它仅仅是传统音乐“有形”的保存方式。否则我们不仅将无以面对创造了这丰厚遗产的无数前辈,而且也无法向后代子孙进行交代。其次,营造一个理想的“人工-自然环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新环境的最终形成并非仅靠中国音乐学界就能奏效,而须将民间行为和政府行为相结合,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相结合,从而变成全国性的自觉行动。其中将涉及如何看待古今中西各种音乐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音乐的具体保护措施问题、当代音乐创作的发展路向问题、各种音乐传媒的导向问题、当代专业音乐教育和国民音乐教育问题等等。一句话,只有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纳入“可持续”的轨道,协调传统音乐生态系统中诸方面的关系,我们方能创造一个理想的“人工-自然环境”,传统音乐才不致发生各种危机。

   

三、传统音乐与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文简略的历史回顾,我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将这一理想的生态系统变为现实的问题。笔者以为,除了前人所论及的各种具体的保护方法之外,还须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上一世纪末我国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因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亦不能背离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也须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样,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及其文化内涵

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谓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一种理论、一门学科,是近20多年来的事。伴随着工业文明所取得的高度物质财富,人类社会的种种危机亦随之来临。而人类真正认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则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于1962年推出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可谓人类环境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第一次向我们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世洪钟。10年以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思想。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则是在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协会、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出版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展,保护生存的资源》一书中。此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诚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目前人们对其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多种定义。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0年的统计,给“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多达70余种[19]。但是,目前人们认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联合国给出的,即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所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提出原本来自自然科学界,其初衷意在解决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不过,从近20余年的情况看,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同时,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和思考的学者亦由最初的自然科学界渐次扩展至人文社科界,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解释。据北京大学林娅先生的研究,目前对可持续发展的解释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文化的:

从经济学角度讲,可持续性的追求基于希克斯·林达尔(Hicks Lindahi)的概念,即以最小的资本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从生态学观点看可持续性问题,则集中在生物物理系统的稳定性,在生物物理学家的头脑中,可持续性指的是保持一个健康生态系统的稳定,即应限制对于生态系统的开发。从全球看,保持生物多样性是关键。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概念则试图保持社会和文化体系的稳定,包括减少它们之间的毁灭性碰撞。促进代内和代际公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同保护生物多样一样的理由,我们也要尽力保护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21]

在人文学者的研究中,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等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所作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对我们音乐学界颇具启迪意义。作者认为:

可持续发展之道是可以以中国古代的阴阳平衡观为哲学基础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在各个领域所要处理的都是多方面的关系问题。诸方面的平衡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诸方面的关系又可以大体概括为阴阳两个方面。所谓阳的方面,大体指强势的、主动的、主导的、明显的、即刻见效的,而阴的方面往往指弱势的、被动的、服从的、不显著的、长远有效的。[22]

对此,西方学者也有相似的见解。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在反思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时,主张从中国关于“道”的观念和阴阳互补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建立有机的生态智慧。卡普拉认为,各种文化观念中本身就存在有阴阳两种因素:女性、收缩、保守、响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阴”;男性、扩张、要求、进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阳”。西方工业文明造成人类生态的种种失衡,是“过分强调了阳——理性知识、分析、扩张;忽视了阴——直觉知识、综合和生态意识。[23]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中许多文化现象亦大抵体现为“阴”和“阳”的关系: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知识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等等,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如将其引入文化艺术领域,也可发现不少这种对应关系:诸如艺术发展上的新与旧、革新创造与继承传统、文化发展与文化保护、文化交流中的西与中、艺术创造中的逻辑因素与表现因素、理论研究中的实证性与思辨性、分析与综合、艺术教育中的专才与通才、技术与文化等等,前者亦大体为阳,后者大体为阴。这里的所谓阴和阳,实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倾向或曰不同因素,其间并无明显的划分界线。不过,若其中一种因素发展过盛,则必然引起阴阳之间的失调。

从中国传统音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来看,农业文明时期似乎是阴盛阳衰,而在当代工业社会则显得阴虚阳亢。唯有在未来的文明社会中协调阴阳二者的平衡,方能最终使传统音乐的保护问题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从阴阳平衡观出发,走可持续发展之道是保护传统音乐的必由之路。

2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失衡问题

要解决传统音乐的保护问题并使其可持续发展,须将其纳入当代音乐文化这一大系统之中,方可辨析其中的各种关系以寻求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平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一涉及范围极广且颇为繁难的课题,如果将讨论范围限制在“保护传统音乐”及其相关的问题之内,则可大体集中在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上。不过,有关音乐文化上的中西、古今关系的讨论可谓由来已久,其中不乏各种争鸣性质的论著出现。本文不拟参与这一讨论,仅从阴阳平衡的角度来看看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否存在失衡的问题。基本情况是:在广大音乐听众对所欣赏音乐类型的选择上,在专业音乐教育和国民音乐教育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教育观念方面,在大众传媒的音乐导向上等等,都存在着“西盛中衰”、“古虚今亢”的失衡倾向。从以下不十分全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管窥一斑:

其一,在一份关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传播情况的抽样调查中[24],我们可获取在当代大都市中各阶层人士音乐生活状况的信息。如调查听众在音乐欣赏选择上的问卷,按出现频次排序,听众喜欢的音乐类型依次为:流行音乐、舞曲、交响乐、外国器乐独奏曲、民歌、戏曲、中国器乐独奏曲、合唱歌曲。再如关于听众喜欢什么样的流行音乐(这里的流行音乐是指广义上的“流行的音乐”,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都市民谣)的问卷,听众喜欢的流行音乐类型依次为:港台流行歌曲、中国现代流行歌曲、台湾校园歌曲、外国流行歌曲、外国流行器乐曲、中国30年代歌曲、民歌戏曲大汇唱。

其二,一份关于普通高校大学生音乐知识的抽样调查[25],向我们显示着中国当代的精英阶层——大学生的音乐教育、音乐生活现状。第一部分是调查者设计的问卷。如其中大学生喜爱的乐器按喜爱程度顺序来排列,依次为:吉它、钢琴、小提琴、二胡、笛子、古琴。大学生喜爱的音乐体裁形式,依次为:交响乐、协奏曲、丝竹乐、吹打乐、西洋歌剧咏叹调、京剧唱段。第二部分是访谈。关于问及喜不喜欢、想不想听中国民族音乐时,回答曰:并不是不喜欢,而是不了解;对比西方音乐而言,我们的民族音乐好像处于低谷;有时也想听听中国音乐,但一打开收音机,几乎全是欧美流行音乐等等。

其三,振兴传统音乐,国民音乐教育是关键之一。而培养其师资的全国各高师类的音乐教育状况,则是制约传统音乐在国民音乐教育中地位的瓶颈。一位高师音乐学者的研究[26],也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如在目前全国的高师师资建设中,专业需求的顺序大抵为:钢琴、声乐、乐理(实为西方的大小调体系)、视唱练耳(实为钢琴上十二平均律的训练方式)、和声等专业,而民族音乐师资则可有可无。以吉林省为例,全省5所有音乐教育系的高校,但没有一所高校设有“民族音乐教研室”;长春有一所高师,音乐系建系20多年一直没有民族音乐教师,直至1996年才有一名填补了“空白”;在吉林省5所高校的音乐教育系中,至今没有一个民族乐队,原因是缺乏教师。

其四,专业音乐教育目前无论在音乐表演、创作人才,还是音乐理论人才的培养上,都代表着我国音乐教育的最高水平。但一篇反思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之得失的文章曾经指出[27],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失”有四:一是采用以德奥为中心的欧洲音乐体制;二是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取代中国音乐理论;三是在音乐创作上以欧洲体裁为效仿之楷模;四是在价值取向上“重西轻中”,“以西否中”。这种状况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基本局面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

以上虽不是中国音乐现状的全部,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出现了“阴虚阳亢”的失衡局面。

3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传统音乐

传统音乐如何可持续发展,如何使传统音乐和古今中外各种音乐文化多元并存、协调相处,除了目前亟需对传统音乐实施各种具体的保护措施之外,笔者以为在协调阴阳平衡的人为调控上,至少还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传统音乐生态普查,全面掌握新的一手资料(当然,这个问题若能成为政府行为则更好,否则,可由中国音协或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统一规划再让各地传统音乐工作者分头完成)。如果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民族音乐集成”是对农业文明时期传统音乐状况的记录的话,那么,如今则是对生态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传统音乐生存状况的实地考察。时隔20余年,当今传统音乐的生存状况与当年相比较,各类品种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多少品种已经消亡?还有多少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这些品种又是如何与特定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此外,还须有构成传统音乐生态系统中的其他部分诸如当代音乐传媒、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群众音乐活动和传统音乐关系的调查等等。可以说,目前我们还十分缺乏这类全局性的材料。在以上所列举的几个例子中,虽然管中窥豹地反映了当代传统音乐生态系统中的“阴阳失衡”状况;但是,这些材料毕竟还是不全面的、非全局性的。若能有比较全面的调查材料和较为详尽的图表、数据,包括各种定量和定性的研究,都对我们了解当代传统音乐的生存状况并研究其如何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如果说,需要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的人为调控,以形成理想的生态系统的话,那么,首先需要的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估。而评估的进行,科学的标准和具体的评估指标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衡量是否可持续发展既不能凭感觉、也不能凭经验,而应有具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评估指标。所谓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是指评价传统音乐及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诸要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已经走在前面并有不少成果值得我们参考[28]。比如我们可考虑将如下一些内容作为评估对象:各类传统音乐从业者或参与者的基本构成和师承关系、演出或音乐活动情况;大众传媒方面的广播、电视、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的音乐节目的编辑制作情况,以及听众对不同音乐类型节目的选择情况;学校音乐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群众音乐活动中的演出、参与者情况;各类业余音乐教育中青少年学生对所学乐器、音乐类别的选择情况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人”的素质。这里的“人”不仅是指各类专业音乐工作者,还应包括各种参与音乐活动的人;不仅指人的知识结构,而且还应有音乐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等。总之,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制定出一些具体的评估指标,用以衡量其“阴阳”平衡与否,那么传统音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才不至于仅仅停留在文人、学者的书斋案头,从而变成切实、具体的并有据可资参考的行为。

第三,营造理想的生态环境,调整“阴阳平衡”。这里主要是指在音乐传媒、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方面的人为调控。在音乐传媒方面,作为信息时代的大众传播方式对我们音乐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容忽视。因此音乐编辑在节目的选题、制作上不能仅以物质利益为唯一导向,而应有高度的文化生态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具体操作时不可不考虑古今中外各类音乐的大体比例,特别在当前更应对传统音乐给以“过度的注意”[29],让传统音乐以新的方式依然“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音乐教育上,我们要积极推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其中的专业设置、师资建设、课程建设等等,不仅应在中西、古今上保持一定之比例,而且还应在政策上对传统音乐给以一定的倾斜。音乐教育是培养音乐人才、传承音乐文化的重要领地,如果在这一领域出现“阴阳”失衡,保护传统音乐则将是一句空话。音乐创作是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推进器,新的音乐作品在满足人们新的音乐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诚然,我们应鼓励多种创作方式和多种音乐风格的新作出现,但更应注意和大力倡导具有本民族风格的音乐新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是中国音乐听众的需要,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第四,培养全民的生态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音乐观。保护传统音乐资源是以“人”为中心来实现的,而人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取向则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在成年人中,更要在青少年中培养热爱传统音乐文化的思想,力求改变青少年学生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要教育青少年,必须像保护珍稀动物、爱护历史文物一样地看待传统音乐,并使其成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全民生态意识的培养还将涉及一个音乐的发展观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音乐发展中的“新旧”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梅兰芳先生首先提出并由黄翔鹏先生将其引申发展的“移步不换形”,是对传统音乐在农业文明时期发展演变规律的精辟总结[30]。今天,将其作为传统音乐的一种动态保存方式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其中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内核——既发展变化又不以破坏原有风格为前提——对我们考虑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作为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专业音乐在发展观上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以“唯新唯美”为价值取向,仅以作曲技术的扬弃为发展模式的“科学主义”思路等等。因此,我们今天势必要对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音乐发展观进行一番重新审视,应以阴阳平衡为哲学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考虑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要再以“二元对立”的观念来看待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和新旧关系,而应以平衡、协调、互补的观念来看待其间的既相对又相容。音乐文化既要发展创新,又要以不破坏传统音乐资源为限度;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既要有新作品来表现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又要有反映人类文明历程的旧作品来作为我们继承发展的参照;我们鉴赏音乐,既需要“新鲜”的美,也需要“熟悉”的美。诚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圆融无碍”、“和而不同”。唯此,未来的音乐百花园才能呈现一派姹紫嫣红、百花怒放的勃勃生机。

 

四、结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日渐趋同的当代社会,如何保护中国传统音乐遗产,的确是一个非常沉重且涉及面较广的话题,需要探讨的问题实在太多。拙文所及,仅为一次粗浅的探索而已。其中既有因篇幅所限,还来不及深入展开的问题;也有因笔者能力所限,尚未考虑周全的方方面面。但笔者坚信,传统音乐的保护决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音乐本身,生态系统的人为调控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道,应是我们的重要选择。如果拙文能引起音乐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文化艺术领域,并由此展开深入的讨论,将是笔者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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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息文明是指人类创造的一种高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信息文明时期,知识和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们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同时更注重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协调发展。关于“信息文明”这一概念,目前学术界在运用上也不尽相同,有的用作“后工业文明”,也有的称之为“生态文明”等等。考虑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都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方式为划分标准的,故此本文称其为“信息文明”。

②这里的所谓“自为”也好,“人为”也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作为人类文化的音乐本身是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为”特点的。

这里的封闭性也是相对工业文明时期的开放性而言的。事实上,中国传统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封闭系统,其间既包含有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传播与交流,也包含有中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所不同的是:第一,这些交流与影响从总体上看是局部的、非整体性的。第二,从当时交流的双方主体来看,或基本上处在同一的农业文明时期,不存在如今所说的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之别;或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中国传统音乐显示出强大的包容性,既能吸收别人长处,也能保持自己的特色。

④以戏曲曲艺音乐为例,在全国317个剧种中,产生、形成于清代末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有130个,约占总数的41%;全国341个曲种,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有66个,约占19%。详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8-605页和第306-321页。

⑤关于传统音乐危机的产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诚然,在20世纪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均产生过传统音乐的各种危机。诸如建国前长期的战争环境对传统音乐生存的毁灭性影响;建国后“左”的政策将各类传统音乐特别是文人、宗教、宫廷这几类视为封建糟粕的代表;“文革”期间“样板戏”的一花独放等等。但笔者以为,这些都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暂时现象。相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中,还出现过各类传统音乐复兴的小高潮。但好景不长,最终出现今天岌岌可危的局面。仍以戏曲音乐为例,根据1962年统计,我国共有戏曲剧种460多个(详参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03),至1982年,下降为317(详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8-605)

⑥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应以何种方式存在,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黄翔鹏先生提出的关于传统音乐4类型的划分即“民俗型、乐种-雅集型、剧场型、音乐会型”,不仅颇有意味,而且令人深思。黄先生曾经指出,这4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音乐由古及今的时序。这是一种按传统音乐的搬演场所来划分的方法。今天看来,我们在其后如果加上“广播影视型”、“音像制品型”和“网络型”3种,是否也可算作新的存在方式?

上述中西、古今的“阴阳失调”,其实质还是一个“新旧”问题。因为,传统音乐本身就是农业文明时期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故此相对后来传入中国的西方音乐而言,相对20世纪以来的新音乐而言,无疑具有“旧”质。因此,如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音乐文化中的“新旧”问题,将在观念形态上直接制约着我们的行为方式。

 

参考文献:

[1]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15页。

[2]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4-21页。

[3]周文中、邓启耀:《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文库、文化史论丛书总序),见王胜华《云南民族戏剧论》、周楷模《云南民族音乐论》等,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4]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保护——世纪之交关于传播与传承》,《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第20-21页。

[5]李彦荣:《西部传统音乐的保护及其历史意义》,《中国音乐》2002年第1期,第38-39页。

[6]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

[7]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8]承继成、林  珲、杨汝万:《面向信息社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xiii页。

[9]管建华:《当今全球文化发展与中国音乐教育》,《音乐教育》,2000年第1期,第3-8页。

[10]蔡际洲:《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的新课题》,《黄钟》2001年第1期,第14-15页。

[11]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5-36页。

[12]  娅:《环境哲学概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81页。

[13]冯天瑜等:《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方智慧的历史启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14]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7页。

[15]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4-2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7-28页。

[17]蔡际洲:《关于“节歌”的思考》,《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第16-17页。

[18]蔡际洲:《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学的新课题》,《黄钟》2001年第1期,第14-15页。

[19]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8页。

[20]承继成、林  珲、杨汝万:《面向信息社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页。

[21]  娅:《环境哲学概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187页。

[22]冯天瑜等:《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东方智慧的历史启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3][]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冯禹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24]杨晓勋:《中国流行音乐传播预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4期,第96-112页。

[25]  明:《大学生与中华音乐文化——武汉地区四所高校学生音乐知识状况调查》,《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3期,第134-144页。

[26]  英:《对民族音乐教育在高师音乐系的地位、作用、现状及发展的思考》,《中国音乐》2000年第1期,第46-47页。

[27]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教育之得失》,《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17页。

[28]承继成、林  珲、杨汝万:《面向信息社会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4-182页。

[29]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4期,第4-15页。

[30]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发展》,《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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