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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另一种言说

发布时间:2009-03-16   作者:汪森   来源:   访问次数:

流行音乐是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亦是其表达形式和载体。以后现代观点视之,亦是一种文本,一种话语。音乐亦是一种文本和话语,是另一种言说方式。

从文化的角度看,与社会转型相应的,是大众文化的风靡于世。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传播、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的文化。大众文化不像“主旋律文化”那般要求个人向社会主题认同,企图把社会成员纳入稳定的社会系统,也不像精英文化那样自恋,拒绝进入商品交换关系,强调启蒙性,旨在使被启蒙者变得有知识、教养和理性。相反,大众文化是远离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它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累人的意义、它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

对流行音乐的研究,可以从很多视角介入,本文试图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观之。流行音乐的主体是青少年,对流行音乐的研究即是文化社会学范畴中的青年亚文化研究。青年这一社会亚群体有其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必将对其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此,首先我将从词源上对亚文化进行分析。亚文化其英文单词是subculture,这是一个合成词,由前缀sub culture(文化)合成。Sub其原始义为“地下”,如subway(地下铁路),后引申有“亚”、“次”、“准”等含义。我们常说亚文化是一种另类文化alternative(替代、候补)。亚文化其实质是一种受主流文化压制和排斥的地下文化。因此,其最内在的“硬核”是针对主流文化的对抗性、叛逆性、颠覆性和革命性。它表现的是青年亚群体的叛逆心理和批判意识,这是其追求独立性,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这种批判性,其锋芒可以指向某种商业模式,亦可指向某种时尚或美学标准,甚或是其它。缺少了这根“龙骨”,皮毛再漂亮也无济于事。

在现代流行音乐的大潮中,大学生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他们正当青春,有自发的音乐冲动和热情,也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音乐,没有就应当自己去创造自己的音乐。

我们看到,的确也有许多学生拿起吉他,唱出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望。我们关注着,期待着,希望听到那种似曾相识却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新音乐”。

然而,我们在其中听到了些什么呢?——风、花、雪、月。除了风花雪月还是风花雪月!让人禁不住纳闷儿:这些傻孩子们在大学里除了谈恋爱,还干些啥呢?

于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流行音乐的一些现实的和理论上的问题。现实问题是:他们究竟为何歌唱?理论问题是:音乐究竟是什么?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不少大学生爱乐者。坦率地说,不少人是出于“赶时髦”的心理,有的是为了“出风头”,还有的是把音乐当作一门“手艺”,打工挣钱。我甚至听到过吉他是“爱情冲锋枪”的说法。对于这些人,音乐的动力来自什么呢?可怜的一丁点儿私欲。靠着这样的动力推动,在音乐的艺术之路上能走多远呢?还能指望他达到多高的境界,取得多大的成就呢?

诚然,校园民谣的“幼稚病”与他们对音乐的了解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音乐的本质是什么?是知识吗?音乐是一种知识吗?——关于音乐的知识?显然不是。音乐的确与知识有关,但它不是知识。音乐知识只是关于音乐的知识,还不是音乐本身。它只是起着帮助人了解和认识音乐的作用,就是说,它只是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目的和本质。

对于校园民谣最常见的批评是“不够专业”。言下之意是,他们没有经过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学院式”的专业音乐学习和训练。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太表面化。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当然能够帮助人更好地掌握音乐,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未必都能懂音乐,而没有得到专业训练的人也不是一定就不懂音乐。

许多民间音乐大师,还有许多现代的爵士乐和摇滚乐音乐家都不识五线谱,他们的乐理和作曲理论知识可能不会比一个在音乐学院寒窗苦读的学生高明多少,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

当然,多学习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接近音乐。毕竟,平坦的大道比崎岖小路会更快更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老师和前辈的确能帮你,但也只能是帮你,不能代替你,根本还在自己。手段就只能是手段,为了追求手段而丢掉了目的,最后就把手段当作目的,舍逐末——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本”是什么?什么是民谣?什么是校园民谣?世界上的任何事都有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让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去看看。校园民谣并不是一出生就是这么幼稚的。我们今天所谓“校园民谣”有着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它的历史根源何在?

这里有必要区别一组概念: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

首先是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是指仍保持原始的自然形态的音乐,它的基本特征是无署名作者,保留声学音响,节奏自由不工整等等。民间音乐有纯器乐类和歌曲类。民歌属歌曲类,它还可以细分为山歌、小调和劳动号子等。民族音乐,这是一个现代概念,只有在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民族问题成为世界性问题,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潮。在西方现代音乐中,民族主义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风格,有俄罗斯派、匈牙利派,还有亚洲的,总之是一切非西方的、非欧洲中心的、非欧美主流的。

    在音乐的发生史上,民间音乐肯定是音乐的源头,对它的纯化、提炼和发展,产生了专业音乐。19世纪,民歌被专业作曲家应用于严肃音乐中来表达民族主义情感。作曲家们不仅运用民歌,而且模仿它的风格,试图系统地收集民歌。如此,在现代,民间音乐就构成了民族音乐的源头。打一个也许不是很贴切的比喻,专业音乐是纯形式,民间音乐就是原材料。民族性对现代音乐的影响,这是一个难以穷尽的研究课题。实际上,民族性其实质是不同社群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是群际性或曰族际性。而民间性则是同一社群及文化内部的关系,其实质是阶级性或阶层性。

 民歌与民谣的区别:民歌是带有地方性和民族色彩的传统音乐,民谣一词则带有现代意义。由于流行音乐是从英美滋生和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中的民谣元素是直接来自欧美历史上的传统民谣,其他地方的民谣则另有了一个名称——世界音乐(WORLD MUSIC),或叫做民族音乐。我建议使用“民歌”以与特指欧美民间音乐的“民谣”相区别。事实上,这种区别在西方也是有的。欧洲的传统民间音乐也有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区别。英美的传统民间音乐(英伦三岛,包括爱尔兰)多称作FOLK,而欧陆的传统民间音乐多称作BALLAD,两者在风格、体裁和题材上均有明显的区别。而在美国演变成现代流行音乐的主流还是FOLK

我们知道,现代流行音乐肇始于西方,主要由欧洲白人音乐文化传统和非洲黑人音乐文化传统合成。FOLK的传统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了现代化和流行化,以唱片制造工业的生产机制,以商品的形式,以现代传媒的方式,在全球推广,进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体系,成为流行音乐结构性的构成因素。在流行音乐充满风云变幻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有多少风格流派和音乐品种,我们始终看到FOLK的清晰轨迹。当然它会变化,会带上工业社会的特征,但其精神和气质却没变,让人在无数噪音中一眼就能辨认出它的原型。

    而我们今天在此谈到的校园民谣,就是西方现代流行音乐中的这个FOLK传统通过日本和港台地区传到中国大陆,在校园文化环境里开花发芽的。不管是乡村民谣、城市民谣,还是校园民谣,它们都是现代的、城市的、工业文明的、商品社会的,有别于传统民歌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特征。

今天的大陆校园民谣,就是被移植到这方土壤上后结出的一枚青涩的果子。让我们看看这粒种子在移植的生长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异的。

民谣在美国完成其脱胎换骨式的精神嬗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过程与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在60年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一些激进的现代艺术思潮运动中(如:“嚎叫派”现代诗歌、“垮掉的一代”,包括青年犬儒主义、嬉皮士等青年亚文化运动),民谣成为思想的旗帜,战斗的号角,时代的象征,民间思想的代言,知识分子的先锋艺术。民谣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介入社会,表达心声,进行文化和社会批判的利器。形成了以BOB DYLAN为代表、拥有PAUL SIMONNEIL YOUNG等一系列大师的光辉传统。

传统民谣正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在这个宏伟的历史舞台上,完成其现代化转型的。无数的大学生、专家学者、民间艺人用他们青春的热情、真诚的思想、抗争的勇气,铸就了民谣的灵魂,赋予了民谣新的生命。

西风东渐,将这粒不寻常的种子漂洋过海送到了一片新的土地。在日本、韩国和台湾70年代学生运动中,我们再次听到那熟悉的歌声。去听听罗大佑、侯德健年轻时候的作品。《鹿港小镇》、《一样的月光》、《歌词1983……

再来听听我们的“校园民谣”,80年代早期谷建芬等人的作品,清新是再清新不过了,可是缺乏震撼人心的重量级作品。90年代的校园民谣“小资” 情调玩儿得可以,可是同样缺乏大气、有力的作品,让人感觉是患了“精神软骨症”。人格幼稚病,这可能是校园民谣的“死穴”。

纵观民谣的流变史,直让人感叹: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文化基因的变异让人啼笑皆非。

前文已述,现代意义上的民谣首先诞生于美国风云变幻的60年代,70年代传入日本、韩国,80年代传入港台,是当时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文化利器,

其实质是一种抗议歌曲(protest song),缺少这颗“硬核”和这根“龙骨”,将难以自立。

说真话,说实话。剥离出真相来看,事实往往很简单,事情的本质往往很直接,一目了然。真话和实话有时就是大白话。

说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品质,它需要勇气,有时不被人理解,不被人喜欢,不被接受,不受欢迎。它会使某些人难堪,使某些人恼怒,使某些人嫉恨。

说真话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品质,它还是一种能力。它需要智慧,一种对事物本质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不被事物缤纷的表象所迷惑,一把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是一种“减法”思维方式,一种抽象思维能力。用韦伯的话来说是“祛魅”,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还原”。

最后,说真话还是一种审美追求。苏格拉底曾把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境界概括为:真、善、美。这三者并非是各自孤立、毫无联系的。其中,“真”是前提,是起点,“善”是目标。而“美”则是人类在追求过程中的一种情感呈现。没有真,没有善,哪来的美?康德曾把人类的意识分为知、情、意。其中,“知”是用来求真的,“意”是向善的,而“情”则致美。

音乐与语言的关系,向来认为其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有人认为语言产生于音乐,语言是音乐的简化、工具化或实用化。也有人认为音乐产生于语言,音乐是语言的美化、复杂化和戏剧化。西哲有云“音乐是语言的激情形式。” 看来这又是个鸡蛋相生的问题了。中国古典音乐文献巨著《乐记》亦云“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音乐是言说的另一种方式。用音乐说话,用音乐说真话,这就是真的音乐。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是善的音乐,美的音乐。忠实于你的内心——这是对所有艺术家的“至高道德律令”。反观今天的艺术,今天的音乐又是怎样的呢?今天的音乐说真话吗?今天的音乐说真话吗?今天的音乐说真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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