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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大众:计划经济时代音乐创作与音乐传播的同一主题

发布时间:2009-03-16   作者:孙凡   来源:   访问次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生的中国,在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上,基本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模式。同时制定了与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艺策略,并成功地控制了文艺的形态和发展方向。

1949~197830年的时间里,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音乐创作、音乐传播,有着它特殊的时代性:在思想上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理想为基础,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音乐;在音乐表现的主题和题材上,主张音乐只能反映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工农兵的新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推崇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音乐创作和音乐传播,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服务政治的需要,“教化大众”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虽然音乐创作和传播上强调“群众喜闻乐见”的“工农兵文艺”,可主旨还是延续了30年代左翼音乐家关于音乐大众化的讨论和毛泽东的“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借音乐教化大众的创作、传播意图。特别强调音乐的“载道”和“致用”,音乐成为一种宣扬和贯彻政府意识形态的工具,主要功能在于配合不同阶段“中心题材”的宣传,以此来影响、教育、改造人民,统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其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只是附载在它的政治和道德功能之上。

为什么“教化大众”成了这一时期音乐创作与传播的同一主题呢?本文选取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歌曲》、《人民音乐》、《音乐创作》等音乐刊物和电台广播等媒介,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传播者、传播主题、传播方法、传播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较为深入地阐释了计划经济年代音乐创作和传播的同一主题,并揭示了这一主题与社会政治的内在关系。

 

一、“教化大众”主题的提出与政治整合的需要

 

1949年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摆在新中国人民政府面前的,是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已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同时遭受国际封锁的落后大国。如何开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何组织、动员人民重建家园?由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复杂,特别是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延续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文化普及非常落后,民众还残留着许多封建观念和愚昧的思想等等,使新中国的建设困难重重。如何找到并确立一种能整合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形式,使过去彼此疏离、涣散的各阶层民众,能一律自觉地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就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内容。战争时期作为“武器”的音乐,在宣传党的思想、方针和政策以及鼓舞大众战胜困难积极抗战,为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在1949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首先确定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的指导方针。

1942年,根据政治需要,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而文艺最关键的是“团结人民”和“教育人民”。这可以说是作为中国文艺方针意义上的“教化大众”命题的正式提出。从此,文艺是“教化大众”,“服从于政治”的思想观念成为指导音乐创作和传播的行为指南。

为了配合政治整合的需要,这时,音乐界具有官方指导作用的文本出现了。李焕之在《我对音乐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一文中,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时,引用了斯大林的观点:“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音乐则成了这种政治整合的有力和有效“工具”。

如何更充分地发挥音乐“教化大众”的功能,使政治的内容顺利化入大众之中,从而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音乐界首先要创作和传播比较简单浅显,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接受的音乐作品。由于工农兵被“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如何改造?音乐家们进行了切实的努力:一是要求革命的音乐家到民间去获取工农无产者的思想感情和意识;二是作品反映的应该是工农无产者的生活和心声;三是音乐必须为工农大众所拥有、所理解、所爱好,因而必须要实现音乐语言的群众化。因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

音乐创作强调“致用”,即以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为创作主题,成为那个时代音乐家遵循的原则。

 

二、官方媒体控制下的音乐创作

 

由于社会政治整合的需要,“教化大众”的切入点选择了大众思想观念的培植。就是以音乐刊物和广播电台为主要媒介,来传播政府意识,影响甚至控制音乐创作的总体趋势,直接将音乐视为“教化大众”的工具或直接以音乐去鼓动大众的革命热情。

“教化大众”是自上而下的、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指令性的政府意识,是官方主宰着信息的传播,因而,传播什么内容是按照政府意愿有计划地进行的。只承认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音乐创作和传播的主要标志。音乐家只有按照“计划”限定的题材、体裁创作,媒介就能按照“计划”要求传播。以发表歌曲作品为主,并有歌曲和歌曲作家的介绍和评论的《歌曲》,以发表中小型器乐和声乐作品为主,并辅以文字介绍的《音乐创作》,以研究和评论音乐艺术为主的《人民音乐》,都是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具有权威性的刊物。中国音协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团结与组织中国音乐家开展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探讨”。计划经济时代,这三种音乐刊物在“组织中国音乐家开展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探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歌曲》发刊词中所写:

 

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广大群众迫切地要求能有反映其爱国热情与斗争精神,并给他们以教育和鼓舞的群众歌曲。为了有计划地组织歌曲创作,适应群众的需要,进一步推动群众的歌咏活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决定共同编辑这个小型刊物——“歌曲”。在“歌曲”刊物中,我们将遵循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各个重要的节日活动,有计划地选载比较优秀的群众歌曲(包括一些可供群众歌咏团体演唱的简易合唱、对唱等形式的歌曲在内)。我们选择的歌曲,力求能表现今天中国人民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及其对祖国和英明的领袖与共产党的拥戴和热爱;宣扬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表现我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及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所作的巨大贡献,以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其斗争意志。[2]

这段文字首先强调了歌曲的教化功能,紧接着便是“有计划地组织歌曲创作”、“有计划地选载比较优秀的群众歌曲”等。伴随着计划经济出现的是“计划创作”——政府指定创作题材,作者只能在此范围内施展才华。

在众多音乐体裁中,歌曲是音乐表达最直接又简易的演唱形式。由于结构短小的歌曲,在反映大众的生活和情感方面,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而,歌曲便成了这个时代创作的主体,特别是以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群众歌曲,由于题材符合政府“教化大众”的需要,而得到广泛传播。

关于歌曲,在《人民音乐》、《歌曲》和《音乐创作》等刊物中,刊登了大量的解释性、鼓动性的文章和众多政治、社会需要的音乐作品。如1959年《人民音乐》上刊登的李焕之的《歌曲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文中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在音乐创作中,“努力体现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精神,”使歌曲创作“紧密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任务服务”。“音乐为政治服务,是表明了作曲家的鲜明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表明了他对现实社会上各种事件、人物的态度,表现了他的爱与憎和他的理想。他不是用说理的方式来表明他的政治态度,而是体现在他的创作态度,创作方法与艺术形象之中。”[3]

随着音乐政治功用的不断夸大,所有的媒体把可传播作品的标准,与是否积极反映社会政治主题的内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媒体的权力和控制功能进一步加强。

从《音乐创作》的征稿中,清楚的看出音乐创作和传播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政治需求的关系。为了反映轰轰烈烈,一天等于20年的大跃进时代,该刊希望作家们、业余作者们“多写一些反映大跃进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公社的作品。”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大陆普遍发生了粮食供应紧张,有些地区因此导致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国家处在“严重困难”时期之际,该刊又发起了“为农村服务的音乐作品征稿启事”。征稿要求:“凡是有助于提高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热情,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新人、新事、新风气,反映全国各行各业人民支持农业、为农业服务的革命热情的音乐作品,均受欢迎。”并承诺“评选出的音乐作品将编印成专集,并在中央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向全国推广。” 媒体的传播理念直接决定了音乐的创作方向,正如《音乐创作》的主编王震亚先生在《音乐创作>出刊200期回顾》一文中所言:“刊物中发表的一些作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祖国一日千里迅速发展的美好前景。……[4]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来临之际,《歌曲》为了配合这一任务,鼓舞人民大众的劳动热情,歌唱“光辉的事业”,而刊出了《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歌唱》的征稿启事。在1964年出版的《革命歌曲大家唱》的内容介绍中写道:“本歌集是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提高群众的战斗意志,抒发人民的新思想感情而编辑出版的。” 全国各歌曲刊物为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冼星海逝世15周年联合举办歌曲创作比赛,征稿要求“歌词以‘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编)、毛主席诗词及新创作的诗词(已刊出的)为选择范围。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出专辑,并推荐给广播电台和有关单位广播或演唱。”他们为计划中的创作作品,开辟了许多传播渠道,为群众接受“教育”创造了许多机会。

每个历史阶段,音乐传媒根据“中心题材”需要,都会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歌曲创作计划,然后从中选出符合主题要求、群众喜闻乐唱的优秀歌曲,由于这些歌曲“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强烈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而被众多刊物和电台进行广泛地传播。如:1963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编辑部、《歌曲》编辑部、《音乐创作》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近两年优秀群众歌曲”,被广大群众评为优秀作品的有26首。如表现革命者雄心壮志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唱出人民豪迈气概和永远跟着党建设共产主义伟大志向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紧密结合农民生产斗争反映现实农村生活和广大社员思想感情的《社员都是向阳花》、表现人民战士痛恨旧社会热爱党和毛主席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不怕困难为社会主义事业赤胆忠心的《高举革命大旗》、歌颂雷锋高贵品德的《学习雷锋好榜样》、赞美军队的光荣传统和官兵亲如兄弟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于不符合社会政治“中心题材”的爱情歌曲,自然会遭到媒体的严重批判,如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此歌被《人民音乐》定性为“格调不高,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反复刊印和广播)大量加以推广[5]”的黄色歌曲。为了配合这一宣传,《歌曲》还特意刊载了《中国青年报展开“我们要唱什么样的歌曲”讨论情况综述》的文章,文中指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一首情调不健康的歌曲,它与促进青年无产阶级革命化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一种腐蚀剂,”是“在披着抒革命战士之情的名义下,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哀伤情感”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内容充斥着“哥哥”、“妹妹”的歌曲,因不能“集中而鲜明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最新最美的事物”,不仅不能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而且还要禁播。所以,一些地方和部门用行政手段禁止《九九艳阳天》在群众中传播的做法,在政府强调创作、传播“中心题材”为荣,反对封资修的计划经济时代,实属“正常”之举。

19575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旧歌重放音乐会’,引起了持续一年多的批判‘黄色音乐’的活动。[6]”这些歌曲之所以遭到批判,也是因为它们“抒的是资产阶级的情”,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思想”。

综上所述,官方媒体中,在“教化大众”方面,作用最大的印刷媒介,是以发表群众革命歌曲、供群众歌咏活动辅导干部与群众业余音乐爱好者阅读的刊物——《歌曲》,因为它面向的“主要对象为工农兵群众及知识分子”;另外,是代表党的声音的中国音协机关刊物——《人民音乐》。与印刷媒介相比,功能最强的则是广播电台。1955年,中央下令在全国安装一万台广播,1978年以前,全国每一百人拥有7.8台收音机,广播电台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真正的强势媒体。凡是通过《歌曲》、《音乐创作》刊物发表的,被传播者组织群众评选出的优秀歌曲,都得到了广播电台的强力推广。人民大众正是从广播中了解到: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音乐,什么是资产阶级的音乐?什么是革命化的音乐,什么是腐朽的并应反对的音乐?广播的重要性对音乐的传播显而易见,它使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媒介的“广播”或“禁播”,不同的态度,决定着音乐作品两种不同的命运。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将会直接影响到音乐创作的发展方向以及群众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

广泛传播的音乐,构成了一股更大的力量,不仅为大众界定现实,还校正着大众的态度和行为。

 

三、传播致效与受众特质

 

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将计划经济时代的音乐创作和传播,按照“教化大众”的意图,引入到政府指定的发展轨道,其结果是:

1.“中心题材”成为音乐文化的主流

“主流文化往往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趣味,它起着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秩序、统一民众思想观念的社会功用。”

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众媒体,广泛地传播着一套一致的,但却是狭隘的价值观念。即凡是符合马列主义哲理,反对封资修,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赞美工农兵的新生活的作品就是好作品。政府所倡导的音乐文化成为唯一取得合法地位的正统音乐文化,并在这个时代的音乐文化形态中,被强制性的作为音乐文化主流。被操控的创作和传播,充分体现了“教化”民众的政府意愿,社会各阶层群众的音乐需求和艺术审美并没得到客观反映。

2.音乐家们视“教化”为责任和义务

“大众媒介被看作是一种很实用的操纵大众的手段,一种对大量人口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从而使绝大多数人渐渐拥有某种信念,采用某种态度。一旦人们开始拥有宣传家的观点,他们便被转化了——他们摒弃了老观念,采纳了那些由宣传所倡议的观点。[7]

音乐传播媒介处于政府控制和广大群众之间的中介领域,能宣传社会规范,使之广为人知,取得社会承认,主要表现为政治关怀,反映在创作和传播上是一种责任和义务。那个时代,人们信仰明确,情感真挚,为理想可以献身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

3.人民大众更加革命化

文化整合功能是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基础,政治整合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为了让人民大众真正地理解歌曲,准确地歌唱,《歌曲》设立了“唱法说明”栏目,专门介绍歌曲的内容、结构、节奏,特别是情感和情绪的把握和处理,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歌唱领袖时,出现最多的表情关键词是:真挚、亲切、热烈、敬爱;歌唱工农兵的表情关键词是:光荣、自豪、骄傲、欢快;歌唱军人要具有的永远是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要用饱满的情绪,来表现人民的高度劳动热情以及建设国家的乐观情绪和旺盛的斗志;歌唱祖国和政党的表情关键词是:乐观、自信、骄傲,而有力量;……

按照“中心主题”有计划地创作和传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热情洋溢的、赞美祖国和人民的音乐作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纯朴、执着的人民大众,也培养了偏激、狭隘的革命情绪的大众。这些在《歌曲》等媒体大量的群众来信选登中,清楚地记载着。

    政府控制下的传播为什么能产生这样大的功效?除了媒体的强势作用之外,还要归结为受众的心理与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

由于大众媒介具有传播面广、速度快、能复制等特点,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府,为了社会政治整合的需要,就会利用大众媒介不断地强化传播其价值观念,以期影响传播对象,唤起大众的社会道德意识。一旦这种符合政府需要的道德伦理意识被大众接受,就会成为大众对音乐信息进行评价和取舍的重要尺度。如前文所列举的众媒介,为了宣传贯彻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主题”,媒体就会竭力推崇符合“中心题材”的音乐作品。因为,在他们看来,符合“中心题材”的这些作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和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而以表现个人情感为主要内容的音乐作品,则是腐蚀人民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毒草。社会需要的是“大我”的豪情,而非“小我”的多情。媒介将音乐创作题材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大众憧憬的美好生活联系起来的强势传播,使人民大众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主体的价值取向,这也是说服受众、赢得受众的基础。

2.遵从权威的心理定势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于全国各地的这些歌曲告诉我们: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权威性。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就确定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事业总的指导方针,除了《讲话》的科学性之外,特殊历史时期,以他的权威力量来提高政治传播的可信度和效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讲话》特别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音乐作为“武器”,其“载道”和“致用”的功能被强化,官方控制下的媒介倡导着符合政治需要的主流音乐文化的流行。由于人们对政治权威的畏惧和遵从的心理定势,从事音乐创作和传播的音乐家们,大多被改造成一种自觉的行为,而有些则是在各种压力下,被动地向着主流音乐文化靠拢,并参与着主流音乐文化的创作和传播等各个层面的活动。

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众媒介,为了适应政府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的需要,以传统的道德伦观念和权威的影响力来“教化大众”,充分发挥了音乐作为“武器”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歌曲》编辑部:《发刊词》,载《歌曲》,1954年第1期,第3页。

[3]李焕之:《歌曲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载《人民音乐》,1959年。

[4]王震亚:《音乐创作>出刊200期回顾》,载《人民音乐》,2004年第2期,第14页。

[5]《人民音乐》编辑部:《提高理论水平 巩固音乐文化新的发展》,载《人民音乐》,1959

年第2期。

[6]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年鉴》,1987年卷,第469页。

[7]斯坦利·巴烂、丹尼斯·戴维斯著、草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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