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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字初义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09-03-16   作者:王秀明   来源:   访问次数:

一、研究综述

在上古音乐史的研究中,“乐”字之初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乐”字的准确理解,关系到对上古时期音乐的发生以及音乐观念的理解。因此,音乐史学界、文字学界不断有人探索这个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致有如下几说:

许慎《说文解字》:“乐,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鼙。木,虡也。”《唐本说文残卷》更明确地说“象鼓鼙之形”(1)。按许书之体例,凡象形字或直接指明其为象形,如:“气,云气也,象形。”(2)或以“象某”、“象某某之形”标示,如释羊:“羊,祥也。从   ,象头角足尾之形。”为了说明这个羊字,甚至还举孔子的话来说明“牛羊之字,以形举也。”(3)许慎认为“乐”字构字手段属象形。许说最早,当然影响也最大,左右了近二千年来人们对“乐”义的理解;但许慎并没有交代“八音总名”与鼓鼙之间必然的引申关系,后人当然也不难意会出其间的关系。近来周武彦更是大张其说:“‘乐’字造义为大鼓两侧挂着一‘朔’一‘应’两只鼙”,更进一步把其上“白”指实为“鼓”,两个“幺”指实为一朔一应两个小鼙。(4

  近人罗振玉则从甲骨文字形 “  ” 为据,否定许慎的看法,以为“乐,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调弦之器,犹今弹琵琶、阮咸之有拨矣。”罗振玉认为“乐”字是会意法。援许慎之例,可以写成“从丝从木”。罗氏之说虽晚出,但一经提出,有取代许说之势,对近人影响很大,“今天,只要提及‘乐’字造义,人们多释所谓‘丝附木上,琴瑟也’。”(5

  显然,许说与罗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还有一些学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冯洁轩在其《“乐”字析疑》中认为:“乐”字是“从木,幺幺声”的形声字,并从民俗学角度“推断”“乐”字的本义应是先民围绕树林舞蹈,口中发出“吆——吆——”的欢呼声。不过,其文章的结尾还是非常谨慎地表白:“这只是一些疑问,必须在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的研究之后,‘乐’字的真实面貌才能够清楚地显现出来。” 6

修海林则以其广泛的文化视野重新阐释“乐”字初义:作者从“幺”字入手,在辨析了幺与丝字之别,认为 “幺”是谷穗类粮食的象征,“乐”字从二“幺”,象征谷穗累累,“乐”字的初义是表现先民们在农耕收获后的喜悦之情。“在远古农耕民族中,多少次与农事相关的乐舞活动以及由农耕收获中产生的狂热情感状态,使得‘乐’字的初义开始淹没在一种实在的快乐感情状态之中,‘乐’字的情感意义开始超过其谷类植物视觉形象的意义……生命力在自己的内在需要,尤其是精神需要的推动下,开始将‘乐’(le)的情感体验的获得转向生活的其它方面,……‘饱腹之乐’由此转向‘乐舞之乐’。”(7

 

二、评析

尽管各家具体解说都不相同,但归纳起来,许慎、罗振玉之说代表了传统文字学研究中对“乐”字初义的基本看法。许、罗之说貌似不同,究其实质还是一样的,都把“乐”看作是某种乐器,以为“乐”之得义一定与其作为某种乐器有关,由乐器引申而泛指“音乐”。都有音乐本位之嫌。

许慎的“鼓鼙”说触摸到原始音乐的本质,“任何民族最初的乐器都是打击乐器,鼓是大部分狩猎民族的惟一乐器”(8),但首要的问题是,古文字中也有一个与其构形方法相似、作为乐器的“鼓”字,何以不直接以“鼓”字表“音乐”之义,而非得另造一个字形似鼓,而字义却指“音乐”之“乐”字呢。文字草创之初,每造一字都相当费力,因此“造某字之前,先可以借用现存的字来指称。这借用的字和新造的字……也可以只是意义上的关联,或仅仅是某种关联罢了。”(9)在文字草创之期,能借用的,肯定借用,一般不会为其另造一字。如早期的“巫、舞”“工、贡”同字,甲骨卜辞里不乏其例,先秦时期的典籍中还有大量一字兼多职的现象。早期的甲骨文中形声字相当少,“早期的古汉字,以形意文字为主,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70%以上为象形、会意字,形声之字居于少数。”(10)因为先民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造字方法。“因此,卜辞当中,曾有大量假借之字出现,如借用来麦之来为往来之来,借锋芒之‘亡’为无有之‘亡’。”(11)其次,按许慎的理解,“乐”是一个象形字,但相对于“鼓”这个象形字来说,就显得不象形,甚至悖离传统六书理论中关于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理论原则。许解“木,虡也”,按古文中,如果以象形手段表示物体的支架,一般都用  表示,如其(箕之本字)、典等。如果以“木”为意符,那么“乐”只能是一个会意字或形声字。周武彦先生之说更有穿凿之嫌。按其方法求索,“乐”字就成了一个象形兼会意、或者象形兼形声的混合字。古文字学家都承认古文字里确有会意兼形声的字,但迄今尚无专家指出古汉字里有象形兼会意或象形兼形声的字。究其原因,象形、指事之“文”与会意、形声之“字”有着质的不同,根本不可能既是“”又是“”。许慎接触到的古文很少,他不可能看到差不多是二千年后才出土的甲骨文,当然很难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发展中的文字的形、音、义。对于六书理论,虽然他作了总结,但并不成熟,更谈不上系统、深入。他既不能象罗振玉那样看到早期甲骨卜辞中“乐”字字形,也不能象修海林那样去辨析“幺”与 “丝”的差别,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周武彦先生“恭逢盛世”,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令人费解了。冯洁轩先生在其文章里已力驳其非,兹不复赘。许说的第三个问题与罗振玉同样,这个问题下面再谈。

罗振玉研究甲骨文卓有成就,但他太过于拘泥 “乐”字的形体,而没有考虑到远古时期先民观念中的“乐”与近、现代人观念中的“音乐”的质的差别,径以近现代音乐观念去解释先民心目中的“乐”。如果如罗氏所说,乐乃 “丝附弦上”,由所谓弦乐器而引申指音乐,必然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首先,如前所述,“任何民族最初的乐器都是打击乐器,鼓是大部分狩猎民族的惟一乐器”。丝弦乐器的出现较晚。我国的文字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而琴瑟类乐器的出现就晚得多,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把琴瑟归为西周时期的乐器:“西周的乐器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弦乐器琴和瑟的出现。”(12)先民不可能预知未来必然会出现某种乐器,在造字时就预构其形以代指“音乐”。其次,罗振玉的丝弦说与许慎的“鼓鼙”说一样,都无法涵盖作为上古时期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之“乐”的意义,何况,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音乐最突出的特征不是旋律而是节奏,音乐大多为舞蹈做伴奏,没有音乐的舞蹈或没有舞蹈的音乐都是没有的。“正因为节奏是原始音乐的突出特点,它无法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因而,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形式就成为必然。”(13)音乐起到的是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相较而言,舞蹈与诗歌的作用似更突出。所以“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14)。上古时期的乐舞在先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表达了他们全部的精神诉求。无法想象先民会以“音乐”代指这样重要的、负载着他们全部精神诉求的综合艺术形式。实际上“乐”不仅只是指歌乐舞三位一体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甚至还包括建筑、饮食,几乎包容了当时所有的艺术形式,而并非像后世那样单指音乐。因此,无论是许说还是罗说都无法涵盖上古时期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 “乐”的含义。

 

而以冯洁轩、修海林之说为代表的新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力图摆脱“音乐”本位之嫌。虽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他们的尝试是一种创举,有积极意义。

修海林先生从“乐”字字形入手,结合以乐为偏旁的的其他字例,并佐证以“采”、“果”形近字,分析“乐”之初义,其视角很新颖,很有创举。但其失也正如周武彦所指出的:“1、既然先民们以‘  ’作为谷穗、粮食的象征符号,为何在稻、梁、菽、麦、黍、稷等五谷杂粮中,不见以‘  ’(幺)为声符、义符、形符的汉字?2、即使‘乐’字初义被沿革掉,其遗传因子不可能无影无踪。”(15)此外,修海林没有解释“乐”从收获粮食得义却为何其下从“木”而不从“禾”这个问题,尽管先民常常草木不分,但先民往往只是把草本混为木本,如棉为草本植物,应从“ ”但从“木”,但从未见其把木本混为草本。显然,稻、梁、菽、麦、黍、稷等五谷杂粮是很难被混为木本植物的。修说还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乐”音有三读,能否从先秦的谐声系统中找出其“初音”;二、其所引证的字例的音读与作为“快乐”之“乐”的音读之间应该有密切的关系,需要从音韵的角度加以说明。

冯洁轩先生以传统六书理论研究“乐”字字形,从形体推断其字义,并结合民俗学加以说明,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正如冯先生自己所说的,还只是推测、猜想,缺乏有力的佐证。这里倒是要提一下“民间文字学家”唐汉,他的看法与冯先生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论证过程和学术态度。唐汉相当自信地认为:“甲骨文的‘乐’是一个会意字,其下为木,表示树木;其上为松树果实。……金文的‘乐’字为弥补甲文构形上的不足,特意在其上又增加了一个‘白’字,表示柏树。……‘乐’字本指燃烧篝火时所用的松柏叶由篝火燃烧发出的劈劈啪啪声响,引申出了‘欢乐’和‘音乐’。”(16)唐汉之所谓“甲骨文的‘乐’是一个会意字”不知何据。所谓会意,应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但唐云“其上为松树果实,即‘松塔’的象形白描。”,这个“象形白描”对应哪个初文,唐就不作交代了。这里以较多篇幅介绍,并不是唐汉对“乐”字的看法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引起了多大反响,主要缘于某些人认为唐汉的汉字研究 “会给传统的汉字研究带来冲击波”,某些新闻媒体更是认为在当代学术界,“唐汉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他说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很多学者把一些甲骨文都解错了!而且是方法上的错误。”事实上对唐汉的研究方法略作分析,就会发现他的研究方法还是不能脱离传统六书理论,更多的时候他是依赖于所谓象形构字法。其对传统的六书理论也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预期“带来冲击波”已然落空,“意义十分重大”当然也跟着落空了,充其量,唐汉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戏说”。(17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乐”字初义的分析,迄今尚无定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乐”字初义还会引起很多学人的兴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乐”字初义的研究由最初局限于“乐”字形迹而转向其他的视角,“乐”字内涵在不断的研究中得到了丰富与深化。不过,最终解决“乐”字的初义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需要指出的是,“乐”字初义研究应该有更丰富文化视野,不仅只是民俗学的,音韵学的、文献学的,还应该有考古学的,音乐美学的以及人类学的。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视野里研究“乐”字初义,才有可能获得先民所谓“乐”的概念。

 

注释

1)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P244,学林出版社200212月第1版。

2)同上P17

3)同上,P151。按说文体例,从某也可表形。

4)周武彦《为“乐”字正义》,《音乐研究》(季刊)19933月第1期。

5)同上

6)冯洁轩《“乐”字析疑》,《音乐研究》(季刊)1986年第3期。

7)修海林《古乐的浮沉》P144,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1月第1版。

8)王宏建《艺术概论》, P210,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1月第1期。

9)《甲骨文简明词典》P160,中华书局影印。

10)郑廷植《汉字学通论》P121,福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11月第1版。

11)同上。

12)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P75,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4月第1版。

13)王宏建《艺术概论》,P211。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1月第1版。14)《乐记·乐象篇》。引自《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

15)周武彦《为“乐”字正义》。

16)唐汉《汉字密码》>2003年第1版,P799800

17)上引对唐汉的评论见《汉字密码》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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