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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音乐志》的史料来源

发布时间:2009-03-16   作者:孙晓辉   来源:   访问次数:

《旧唐书音乐志》与《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政书音乐部份有多处文字上的重合。故有史家据此认为《旧唐书音乐志》(以下简称《旧志》)的史料来源正是这类政书。谢保成在《<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文中就认为《旧志》的史料来源主要是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和杜佑《通典》。该文具体说明了四点:一是“《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通典乐典》。”二是“《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的《乐》四、《乐》五、《乐》六的各篇,并参取了前后《会要》。”三是指出了昭宗时殷盈孙定雅乐一事的史源(此事超过《通典》、前后《会要》时间下限)源自“昭宗时修奉乐悬使、宰相张及太博士殷盈孙等修定乐悬的论议、奏疏。”四是说明了《旧志》后二卷乐章的来源是“后晋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1]

以上关于昭宗朝雅乐的考证结论可信,但前二条结论却值得商榷。诚然,包括雅乐、清乐、二部伎、四夷乐、散乐、八音及乐悬等部分文字与《通典》、《唐会要》多有重合,但这只是校勘的表面现象。本文在比勘《旧志》与《通典》、《唐会要》相同文字时,发现诸多差异和问题,并据此立论:《旧志》、《通典》和《唐会要》有着共同的史料来源,即是唐国史音乐志。

在辑录唐代乐书和校勘唐代音乐记录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寻绎《旧志》参考的初始文本:一是唐国史音乐志、实录;二是刘贶《太乐令壁记》——这本成书于开元九年左右的乐书,是太常寺太乐署对唐前期音乐的总结,韦述所撰唐国史《音乐志》时直接摘录了《太乐令壁记》中的雅乐、二部伎、清乐、四夷乐和八音等部分文字;三是唐代礼乐诏、令和奏议,其中唐代《乐令》对雅乐乐悬、鼓吹十二案、十部伎、二部伎等的“乐器工衣”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四是唐太常寺乐章集。

 

一、《旧唐书音乐志》的主要内容

《旧志》在陈述唐代音乐的主要内容的同时对唐代音乐进行了分类:

志一:雅乐、庙乐、历代乐、凯乐

志二:二部伎、清乐、四夷乐、鼓吹、散乐、歌舞戏、八音、乐悬

志三:郊祀歌辞

志四:庙乐歌辞

事物的分类既是事物逻辑的分类,又是对事物历时变化的反映。《旧唐书音乐志》、《唐六典》、《通典乐典》、《唐会要》、《新唐书礼乐志》皆按音乐品种记录唐代音乐。下表即反映唐、宋对唐代音乐分类认识的变化。

唐代音乐记载分类一览表:

 

十一

十二

旧唐书音乐志

雅乐

 

庙乐

 

历代乐

凯乐

二部伎

清乐

 

四夷乐

鼓吹

 

散乐

 

歌舞戏

八音

 

乐悬

 

唐六典

雅乐

 

庙乐

 

 

 

 

 

十部伎

 

 

 

 

乐悬

 

通典乐典

历代沿革历代制造

 

 

 

坐立部伎

 

清乐

杂歌曲杂舞曲

四方乐

 

鼓吹

 

散乐

歌舞戏

八音

 

乐悬

权量

唐会要

雅乐上下

 

诸乐

凯乐

燕乐

清乐

四夷乐

 

散乐

 

 

 

新唐书礼乐志

雅乐

雅俗二部

庙乐

 

历代乐

 

 

燕乐

俗乐二十八调

清乐

四方乐

 

 

 

雅俗八音

乐悬

乐量

 

从唐至宋,“燕乐”概念的内涵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旧唐书音乐志》的主体部分是成书于玄宗时的韦述国史音乐志,其“燕乐”专指张文收所制《景云河清歌》,用于九部乐、二部伎之首部,乃“元会第一奏”,其代表的是开元以前的观念。至《唐会要》,指称“二部伎”、“九部伎”为燕乐,此说明唐末、北宋初年已将仪式性宴享大型乐部统为“燕乐”。而《新唐书礼乐志》的“燕乐”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包括九部伎、二部伎和历代制作朝会宴享乐等,即包括《唐会要》的“燕乐”和“诸乐”两部分。故通过唐、宋二朝音乐著述中对唐代音乐分类的观念变化,能发现唐、宋人对唐代音乐认识的差异。我们对唐代音乐的研究必须尊重历史的记录。

 

二、唐国史《音乐志》

前辈史家在考察《旧唐书》的史料来源时,皆认为其取材于唐国史,如清赵翼所说“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2]唐国史的撰修有四个重要时期:一是玄宗朝韦述集开元史臣之大成撰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止于玄宗朝事。二是代宗朝柳芳补撰韦述旧史而成“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国史》一百三十卷。三是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缉,迄于德宗建中而止。四是宣宗朝崔龟从、韦澳诸人又增缉之。

唐国史有诸“志”。高宗时国史已有《十志》。《史通·正史》称高宗朝许敬宗曾起草十志,这是对唐国史《志》最早的记录。其云:“龙朔中,敬宗……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韦述国史成书于玄宗开元时,其前身是高宗朝至玄宗开元初史馆官修《唐书》系统。《崇文总目》称韦述国史有“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知卷帙。[3] 据此,国史诸志在韦述国史志中已基本定型,其中包括音乐志。

《旧志》主要叙述唐代开国至开元时期音乐的发展情况,故《旧志》主体部分的文字是韦述国史音乐志。[4]《旧志》记录开元以前音乐文字,举例: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庙乐”记开元二十九年“洎今太常寺又奏有司所定献祖宣皇帝至睿宗圣贞皇帝九庙酌献用舞之号。”“洎今”应为开元文字。同时可断在开元时期唐国史的文字有《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自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今郎子逃,清乐之歌阙焉”,“汉有《盘舞》,今隶《散乐》部中”,“今著《令》者,惟此十部”,等等。

“我太宗”、“我高宗”明显是唐国史史臣语词。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四夷之乐有称“我太宗”:“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5]

《旧志》又有称“我高宗”:“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今按:《通典》卷一四六作“大唐高宗”,说明《通典》据《国史》改,而《旧志》直接抄录国史。

唐人撰国史,其程序是起居注入实录,实录入国史。从《旧志》的文本中可以发现唐国史音乐志采录唐实录的痕迹,试举例:

高宗实录四则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亲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仪,明日朝群臣,除乐悬,请奏九部乐。’上因曰:‘《破阵乐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毕,惨怆久之。”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二年,太常奏《白雪》琴曲。先是,上以琴中雅曲,……六年二月,太常丞吕才造琴歌《白雪》等曲,上制歌辞十六首,编入乐府。”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六年三月,上欲伐辽,于屯营教舞,……乐名《一戎大定乐》。赐观乐者杂彩有差。”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三年七月,上在九成宫咸亨殿宴集,……乐作……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请,有制令奏乐舞,既毕,上欷歔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泪,莫能仰视。”

另有武则天长寿二年正月“上自制神宫大乐”一则;中宗景龙二年“侍御史唐绍上谏”一则;肃宗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临三殿亲观考击”一则;德宗贞元年间边地献《定难曲》、《继天诞圣乐》以及“德宗自制中和舞”事三则,皆出自当朝实录。

太常乐章也有证据说明《旧志》所用为唐代材料。四库本、百衲本《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原作:“明庆中,皇后亲蚕。”[6]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明庆即显庆也,唐人避中宗讳,易‘显’为‘明’。《旧史》俱改从本号,惟此《志》及《职官》、《刑法志》三见明庆字,《柳奭传》亦有明庆三年之文。”从“明庆”这一例唐中宗时避讳字可知,《音乐志》所用可能是唐国史志的原文,或者唐太常乐章旧文。

唐胡璩撰《谭宾录》征引初唐雅乐的一段文字,与《旧志》如出一辙,可以作为唐国史音乐志的旁证。前辈学者早已论证《谭宾录》是抄录《国史》而成书。[7]《谭宾录》卷一“唐太宗”中对初唐雅乐的综述,内容与《旧志》的雅乐部分极其相似,可资证《旧志》沿袭唐国史音乐志。《谭宾录》卷一:“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及孝孙卒,文收始复釆《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此文与《旧志》“雅乐”多相重合。

 

三、《太乐令壁记》

本文认为刘贶《太乐令壁记》不是一本普通的乐书,而是题写在太常寺太乐官署的音乐文书,它是唐代前期音乐各类别发展的总说,同时也是开元前期《乐令》的汇集。

“壁记”一体,在唐代官署中非常盛行。《封氏闻见录》卷五:“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韦氏《两京记》云:‘郎官写壁记,以纪当时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出,当是国朝已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壁记”一体是官署文书,故《太乐令壁记》并非私撰乐书,而是太常寺对唐代开国以来音乐状况的总述,这正是唐国史音乐志采录《太乐令壁记》的真正原因。如此,《太乐令壁记》在唐乐书中的地位非他书可比。

刘贶为刘知几长子,明天文、律历、音乐、医算之术。刘贶于开元九年前任协律郎,开元九年出任太乐令,因事流配,其父刘子玄因至安州而卒。开元中,玄宗又访刘子玄之后,刘贶起为左拾遗,终起居郎修国史。[8]又贶子刘滋,贞元中位至宰辅。《旧唐书》卷一三六《刘滋传》:“刘滋字公茂,左散骑常侍子玄之孙。父贶,开元初为左拾遗,父子仍代为史官。贶依刘向《说苑》撰《续说苑》一十卷以献,玄宗嘉之。”

刘贶授起居郎“修国史”是其继协律郎、太乐令后的重要任职,开元中有《授陈九言起居舍人刘贶起居郎制》。[9]制文称其“清才雅望,敏学工文,是周行之俊乂,有致远之良具。史臣之选,公议所归。”这一重要史实说明刘贶直接参与了唐玄宗时期国史的修撰,其所著《太乐令壁记》与玄宗时国史音乐志的直接承袭关系就更加明朗。

《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玉海》卷一0五皆录刘贶《太乐令壁记》为三卷,并载其任“协律郎”时撰著。从刘贶履历可知,刘贶开元九年任太乐令,其任协律郎是在开元九年之前,故《太乐令壁记》成书当于开元九年之前。[10]

《太乐令壁记》已佚,今只能据目录书的著录了解其主要内容。据北宋《崇文总目》经部乐类著录《太乐令壁记》,称其书分“乐元、正乐、四夷乐合三篇”。《玉海》卷一0五引南宋《中兴馆阁书目》的著录更为详细:[11]

上卷乐元:歌一、诗二、舞三、抃四、律吕五

中卷正乐:雅乐六、立部伎七、坐部伎八、清乐九、西凉乐十

下卷四夷乐:东夷十一、南蛮十二、西戎十三、北狄十四、散乐十五、乐量十六、陈仪十七、兴废十八

《玉海》并引其序,序文考礼乐之兴废沿革。其序论隋唐雅乐:“隋牛弘为太常,祖孝孙为协律,平陈,获乐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共定雅乐,稍备于前。唐贞观之初,十有余载,励精文教,合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以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作降神之乐,象功之舞,则天下靡然向风。周大司乐,乐官之长也,汉太乐令,司歌奏之仪,平钧金石。魏晋以下其职皆同。今采之记传以考废兴。”

《玉海》征引《太乐令壁记》数条,今辑佚并以之对勘《旧唐书音乐志》,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旧志》关于二部伎、清乐、西凉乐、四夷乐(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散乐、八音等文字皆出自于《太乐令壁记》。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清乐”条中有直称“刘贶”语:“武太后时,《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就之讹失,与吴音转远。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此即说明《旧志》引用了《太乐令壁记》。

下面就将《旧志》引用《太乐令壁记》“雅乐”、“二部伎”、“清乐”、“十四国乐”、“散乐”、“八音”、“乐悬”等部分的内容一一列举:

(一)雅乐

据《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太乐令壁记》有“雅乐”一目,但《玉海》卷七、卷一0五只为我们保留了《太乐令壁记》关于唐代“雅乐”的三则记录。

试以《太乐令壁记》引文对比《旧志》关于初唐祖孝孙《大唐雅乐》和张文收“厘正雅乐”的记录,可以发现:祖孝孙《大唐雅乐十二和》和张文收厘定乐调的文字,与《太乐令壁记》有相同之处: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

《玉海》引《太乐令壁记》

祖孝孙大唐雅乐

孝孙又奏: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

《玉海》卷一0五引《太乐令壁记》序:以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皆胡虏之音。

《玉海》卷七引:祖孝孙始用旋宫法造十二和,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

张文收厘正雅乐

 

于是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乐。若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奏《顺和》之舞。禅梁甫,同用此乐。祫禘宗庙,以黄钟为宫……。五郊、日月星辰及类于上帝,黄钟为宫,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宜以太簇为宫,雨师以姑洗为宫,山川以蕤宾为宫,并奏《顺和》之曲。飨先妣,以夷则为宫,奏《永和》之舞。大飨燕,奏姑洗、蕤宾二调……黄钟、蕤宾为宫,其乐九变……中吕、应钟为宫,其乐四变。

《玉海》卷七引;张文收为协律,又依《周礼》,祭天以圜钟,方丘、禅梁父以函钟,宗庙、明堂、五郊、日月星辰以黄钟,社稷、神州、先农以太簇,山川蕤宾,先妣夷则为宫,食举随月律为宫。临轩大射、后、太子朝祭、雨师皆用姑洗为宫,大蜡、大报兼用阳律六调,大享用姑洗、蕤宾二调,子午之数九,故黄钟、蕤宾为宫,乐终九变,迎降以一,穷于四变而止矣。

 

(二)二部伎

玄宗时有二部伎。《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又:“坐部伎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

《旧志》中所记二部伎的文字全部录自《太乐令壁记》。

值得注意的是,《通典》卷一四六、《唐会要》卷三三、《册府元龟》卷五六九“二部伎”的文字皆相同,应同出一源。

《旧唐书音乐志》与《太乐令壁记》“二部伎”文字比勘表: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玉海》卷一0七引《太乐令壁记》

立部伎

《安乐》者,后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

立部伎八部:《安乐》一,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姿制犹作羌胡状。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

《太平乐》二,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挚兽,出西南夷,缀毛为之,像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

《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

《破阵乐》三,文帝所造也。百二十人,被甲持戟,以金银饰,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歌和云:“秦王破阵乐。”

《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

《庆善乐》四,文帝所造也。舞六十四人,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教洽。

《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大定乐》五,高宗所造。出自《破阵乐》。舞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

《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

《上元乐》高宗所造。舞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

《圣寿乐》,高宗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

《圣寿乐》七,高宗后所作也。舞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衣。行列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昌”字。

《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

《光寿乐》八,今上(玄宗)所造。舞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似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唯《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

坐部伎

燕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 。舞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此乐惟《景云舞》仅存,余并亡。

坐部伎六:《燕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 四部。(同《志》

《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画衣冠。

《长寿乐》,武后长寿年所造。舞二十人,画衣冠。

《天授乐》,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画衣五釆,凤冠。

《天授乐》,天授年所造。舞四人,画衣,五彩凤冠。

《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瞿鸟鹆,冠作鸟像。

《鸟歌万岁乐》,武后造。舞三人,绯大袖,画鸲鹆冠。

《龙池乐》,玄宗所作也。玄宗龙潜之时,……舞十有二人,人冠饰以芙蓉。

《龙池乐》,今上(玄宗)为此乐。舞十二人,冠饰芙蓉。

《破阵乐》,玄宗所造也。生于立部伎《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

《破阵乐》,今上作。生于立部《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

自《长寿乐》已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靴,惟《龙池》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

自《长寿乐》已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靴,唯《龙池》备用雅乐,而无声,舞人蹑履。

 

(三)清乐

今按《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清乐”提到“刘贶”,而《中兴馆阁书目》列《太乐令壁记》目录之中又有“清乐”,可以推论《旧志》与《通典》之“清乐”皆出自刘贶《太乐令壁记》之“清乐”。

下面有三段《旧志》中的文字需要说明:

君》,……此中朝旧曲,今为吴声,盖吴人传受讹变使然。

《白纻》,……今中原有《白纻曲》,旨与此全殊。

自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刘贶以为宜取吴人使之传习。以问歌工李郎子,李郎子北人,声调已失,云学于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清乐》之歌阙焉。

按此“今”所指的时间应是开元时期,甚至可以落实到开元九年刘贶出任太乐令之前。据此本文可以大胆推论,《旧志》、《通典》所引用的“清乐”的文字正是刘贶所著的《太乐令壁记》中“清乐”部分。

(四)四夷乐

《旧志》四夷乐之“十四国乐”与《通典》“十四国乐”文字完全相同。幸有《玉海》卷一0五保存了《太乐令壁记》“十四国乐”的记载,通过比勘可知:《旧志》、《通典》四夷乐之“十四国乐”文字的共同史料来源是《太乐令壁记》。

下面试比较《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四夷乐”与《太乐令壁记》相关内容。

其一,西凉乐

《旧志》:“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惟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

《玉海》卷一0五“九部乐、十部乐、十四国乐、二部乐”引《太乐令壁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数百,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西凉乐,盖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乐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之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

《旧唐书音乐志》与《太乐令壁记》之“西凉乐”的主要文字相同。

其二,四夷乐总说

《旧志》:“《周官》:‘韎师掌《韎乐》,……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龠欠而歌之,亦如之’。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

《玉海》卷一0五引《太乐令壁记》:“《周》:韎师掌教韎乐,鞮鞻氏掌四夷之乐。美德广之所及也。”

《玉海》所引《太乐令壁记》四夷乐总说,虽存片断,但借《周礼》之四夷乐传统以广王制之“美德”,其文字是一致的。

其三,定《令》置“十部伎”

《旧志》:“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魏平冯跋,亦得之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隋文帝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列九部伎,百济伎不预焉。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

《玉海》卷一零五引刘贶《太乐令壁记》:“后魏有婆罗曹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为北齐所重。周武帝有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致乐伎,后其国王为沙门来游,中土又传其方音。宋世得高丽、百伎。魏平冯跋,亦得之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合西凉乐,凡九部,通谓之国伎。隋文帝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而黜百济乐,因为九部伎。炀帝平林邑,获扶南工人及匏琴,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魏高昌,始有高昌伎。唐太宗平高昌,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惟此十部。”

以上两段文字的史料渊源关系十分清楚,《太乐令壁记》最早记录了十部伎著《令》之事,玄宗时国史音乐志袭之。《旧志》则保存了国史音乐志原文。

今按《旧志》所列四夷乐的顺序:第一组是《高丽伎》、《百济乐》,此二国,东夷之乐也。第二组是《扶南乐》、《天竺伎》、《骠国乐》,此三国,南蛮之乐。第三组《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此五国,西戎之乐也。第四组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北狄乐。其叙述顺序正合《中兴馆阁书目》列举《太乐令壁记》“下卷四夷乐”的顺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说明《旧志》“四夷乐”完全是承袭《太乐令壁记》的“四夷乐”。

(五)散乐

《旧唐书》卷二《音乐志》“散乐”所述内容有:第一,汉至隋散乐。第二,西汉、前秦幻术。第三,唐高宗、睿宗朝幻术。

这里又出现了与前面相似的情况:《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的散乐部分与《通典》散乐部分内容相同,但有个别字的不同值得深入探究。

《旧志》:“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

《通典》卷一四六:“大唐高宗恶其惊人,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

《唐会要》卷三四:“显庆二年正月,御安福楼,观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诏禁之。”

《册府元龟》卷一五九:“高宗显庆元年正月丙辰,御安福门楼观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帝不许之,乃下诏曰:‘……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

对比以上“高宗诏禁幻戏”记录的详略,可以推论《唐会要》和《册府元龟》抄录的是唐《高宗实录》原文,而《通典》和《旧志》则是抄录唐国史音乐志的内容。准前,《中书馆阁书目》录《太乐令壁记》的目录中有“散乐”一类,同样可以推论,《旧志》录国史《音乐志》,其来源于《太乐令壁记》的“散乐”。

这段文字的叙述方式与“清乐”等类的语词口吻有相似之处,说明其时间断代应相同,例如:“梁有《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等。

(六)八音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八音”之顺序:

匏三:巢,竽,和。

竹七:,箫,笛(短笛、长笛、中管),篪,横笛,义觜笛,筚篥。

木四:柷,敔,舂牍,拍板

丝十四:琴,瑟,筝(杂乐筝、他乐筝),轧筝,筑,清乐筝,琵琶,阮咸,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七弦,太一,六弦,天宝乐。

土三:埙,缶,八缶。

金七:钟(镈、镛、编钟),錞于,铙,方响,铜,钲,铜鼓。

石一:磬(泗滨磬、华原磬)。

革十四:鼓,雷鼓,灵鼓,路鼓,足鼓,楹鼓,县鼓,建鼓,晋鼓,应鼓,大鼓,鞞,革兆,腰鼓,齐鼓,檐鼓,羯鼓(两杖鼓),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揩鼓),鸡娄鼓,正鼓、和鼓(皆腰鼓),节鼓,抚拍。

八音之外:东夷桃皮,西戎铜角,南蛮贝,桃皮筚篥,啸叶。今世有篪,曰七星,如筝稍小,曰云和,乐府不用。

《中书馆阁书目》著录《太乐令壁记》的目录中没有“八音”一条,但从《玉海》摘录《太乐令壁记》的一条关于“晋錞于”的文字,可以推论《太乐令壁记》曾专门叙述八音乐器。试对比下列两则材料:

《旧志》:“錞于,圜如碓头,大上小下,县以笼床,芒将之以和鼓。沈约《宋书》云,‘今人间时有之’,则宋日非朝庭所用。后周平蜀获之,斛斯观曰:‘錞于也。’依干宝《周礼注》试之,如其言。”

《玉海》卷一零九“晋錞于”引《太乐令壁记》:“錞于,圜如碓头,大上小下,垂以龙床芒莛,搏以和鼓。沈约《宋书》云:‘今人间时有之’。则宋日非庭庙所用。后周平蜀获之,斛斯观曰:‘錞于也。’依干宝《周礼》注试之,如其言。”

除以上“錞于”条记录出自《太乐令壁记》之外,本文更有充足证据说明《旧志》“八音”内容采自《太乐令壁记》。这些材料保存在五代后周窦俨撰的《大周正乐》的“刘贶曰”之中。《大周正乐》一百二十卷,早己散佚。《太平御览》、《玉海》征引《大周正乐》数则材料,多叙琴乐和乐器。

《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大周正乐》“鼓”[12]

刘贶曰:鼓,动也。冬至之音,万物含阳气而动。雷鼓,八面以祭天。……又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蛮、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尺余。又曰节鼓,如博局,中开圆孔,适容其鼓,击之以节乐也。又曰毛员鼓,似都昙而稍大。又曰有鼍鼓、节鼓,不知谁所造。又曰檐鼓如小瓮,先冒以革而漆之。又曰羯鼓,正如漆桶,两手俱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两杖鼓板。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腰鼓也。又曰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小槌击之。又曰答腊鼓,制广于羯鼓,而鼓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之揩鼓。又曰鸡娄鼓,正而员,首尾可击之处,平可数寸。

无庸置疑,这段文字与《旧志》“鼓”类叙述的内容基本相同,顺序稍异。“铜鼓”一则,《旧志》置于“金类”。此足以说明《旧唐书音乐志》“八音”的主要文字源自《太乐令壁记》。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八音”与《通典》卷一四四“八音”内容基本相同。而《通典》“八音”的顺序:金一、石二、土三、革四、丝五、木六、匏七、竹八以及“八音之又有三”。

但特别需要指出,《旧志》“八音”的内容较《通典》“八音”多出的那一部分。

在“丝”类乐器中《旧志》多出了四种——七弦、太一、六弦和天宝乐。这四种乐器《太平御览》卷五八四有记载,文字完全相同,并注书名为《音律图》。按《太平御览》收《音律图》共七条,涉及五弦、二弦、秦汉、六弦、七弦、太一和天宝乐七种乐器。此四种乐器在《旧志》中出现,说明二点:一是在唐宋目录书中没有被著录的《音律图》是一本唐代的乐书;二是玄宗时国史音乐志没有记载这四种乐器,它们应是开元后修国史臣或者后晋史官将乐书《音律图》中的乐器记录补充到了《旧志》中。

(七)乐悬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乐悬”包括:其一,周代至隋乐悬制度。其二,唐制天子朝庙用三十六架。高宗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武后迁都省之。皇后庙及郊祭并二十架,同舞八佾。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并九架,舞六佾。其三,燕享陈清乐、西凉乐。庭庙乐悬,每先奏乐三日,太乐令宿设县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若常享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而毕。其四,昭宗即位,太博士殷盈孙造乐悬。

《玉海》卷七《律吕下》“唐七音”引刘贶《大乐令壁记》:“周世旋宫因孝孙而再设,京房灰管遇毛爽而重彰。汉章、和世实用旋宫,汉世群儒备言其义,牛弘、祖孝孙所由准的也。”

《旧志》中亦有与之相同的文字出现在“乐悬”一段文字之中:“议者皆云汉世不知用宫县,今案汉章、和世用旋宫,汉世群儒备言其义,牛弘、祖孝孙所由准的也。”

以上两段文字比较说明:《太乐令壁记》的“乐悬”记述在卷上第五“律吕”部分。《旧志》“乐悬”部分文字参考甚至直接引录了《太乐令壁记》“律吕”中的部分文字。

 

四、唐代诏、令和奏议

(一)诏

《旧唐书音乐志》前二卷引用的诏敕主要有以下五条。

1 唐高祖武德九年,命祖孝孙等修定雅乐

2 贞观十四年定乐敕文。

3 开元二十九年六月《雅乐名大唐乐制》。

4 麟德二年十月《用〈庆善曲〉、〈破阵乐〉诏》。

5 上元三年十一月,册《上元舞》敕。

《旧志》引用以上五条诏敕,其中有二条收入宋敏求编《大唐诏令集》。《大唐诏令集》卷八一“政事”共有七篇“礼乐”诏书:《太常乐人蠲除一同民例诏》、《颁行唐礼及郊庙新乐诏》、《用<庆善曲><破阵乐>诏》、《诏习礼乐诏》、《禁断女乐敕》、《内出云韶舞敕》、《雅乐名大唐乐制》,其中《用<庆善曲><破阵乐>诏》、《雅乐名大唐乐制》与《旧志》完全相同。

另外,《唐代诏敕目录》又广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书中所征引的唐代诏敕,其中又涉及礼乐的诏敕多篇。[13]

(二)乐令

律、令、格、式是唐代刑部职掌的国家法律规定。《唐六典》卷六言刑部郎中、员外郎“举其典而其轻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律令颁布,其中“令以设范立制”。其举列唐“令”多达二十七种,“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条”。唐代定令,有记载的就有《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麟德令》、《垂拱令》、《开元初令》(三年)、《开元前令》(七年)、《开元后令》(二十五年)等。其中《祠令》、《仪制令》、《卤簿令》、《丧葬令》、《乐令》、《衣服令》与音乐相关。唐代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有《乐令》。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复原的《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可以参考。[14]

“令”是具有法律效用的国家规定,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初见于汉代。[d1] 此后迅速发展,[d2] 晋、隋之时的律令,结构臻于完备,代表了中国古代法令的成熟形态,也构成唐令的雏形。唐代《乐令》,即国家以著“令”的法律形式规定音乐的组织形式。《宋史》卷一二六《乐志》说:“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重视“器服”——乐器工衣之数,说明《乐令》规定的音乐制度,是国家仪制的组成部分。

《旧唐书音乐志》中的“二部伎”、“十部伎”、“雅乐乐悬”等类别的乐器工衣的具体规定,皆出自唐代《乐令》。

二部伎

日本《倭名类聚抄》一书《装束部》、《音乐部》、《调度部》等篇章中,对十部伎、坐立二部伎的介绍常常引用“《唐令》”。[15]其书《装束部腰带类》云:“唐《乐令》云:‘宴乐伎一部,舞二十人,金铜腰带,乌皮靴。’”“唐《乐令》云:‘《承天》,舞四人,紫绫袷袍,紫接靿。’”又《冠帽类》:“《唐令》云:‘《景云》,舞八人,五色云冠。’”又《衣服类》:“《唐令》云:‘《庆善乐》,舞四人,白丝布大口裤。’”

此处所引《乐令》正同《旧志》中“二部伎”舞工、衣器的规定。这说明唐代二部伎制度是通过《乐令》颁行的。

乐悬

自隋代起,就以律令的形式明确规定乐悬制度。例如《隋书》卷十四《音乐志》有云“高祖既受命,定《令》,宫悬四面各二虡”。唐代乐令的内容亦多关涉到雅乐乐悬。日本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据《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复原开元二十五年乐令凡八条,其中六条关于雅乐“乐悬”之制。

《旧志》“乐悬”两段文字中至少包括了四条《乐令》的内容。

1 唐开元乐令规定乐悬装饰

《旧志》:“乐县,横曰簨,竖曰虡。……宫县每架金博山五,轩县三。鼓承以花趺,覆以华盖,上集翔鹭。”

《唐令拾遗》据《唐六典》、《通典》卷一四四“乐悬”复原的“唐开元七年令”:“诸簨虡,饰以崇牙旒苏树羽。宫县每架则金五博山,轩县则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华盖。”

2 隋开皇乐令的乐悬定制

《旧志》:“隋氏二十架,先置建鼓于四隅,镈钟方面各三,依其辰位,杂列编钟、磬各四架于其间。”此乃《隋书音乐志》录《隋开皇令》,《令》曰:“宫悬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镈钟为二十虡。”

3 唐开元《乐令》的乐悬定制

《旧志》:“唐礼,天子朝庙用三十六架。……皇后庙及郊祭并二十架,同舞八佾。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并九架,舞六佾。县间设柷敔各一,柷于左,敔于右。錞于、抚拍、顿相、铙、铎,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于县北。登歌二架,登于堂上两楹之前。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谓‘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殿庭加鼓吹于四隅。”

《唐令拾遗》据《唐六典》复原唐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乐令》:“诸宫悬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庙与殿庭同。郊、社稷则二十虡,面别去编钟、磬各二虡)。……”

4 唐《乐令》对乐悬乐器颜色的规定

《旧志》:“乐县,庭庙以五彩杂饰,轩县以朱,五郊则从其方色。”

《唐令拾遗》据《唐六典》复原《乐令》:“诸乐器之饰,天地之神尚赤,宗庙及殿庭尚彩,东宫亦赤。”

鼓吹令、卤簿令

《旧志》所引《中宗实录》中景龙二年关于唐绍谏五品以上母妻给鼓吹的一段文字中至少包括了一条《鼓吹令》、一条《卤簿令》。

《旧志》引侍御史唐绍上谏曰:“窃闻鼓吹之作,本为军容,……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障之色,加至鼓吹,历代未闻。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先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令》特给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则不当给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仪饰乃复过之,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

唐绍谏文中有《鼓吹令》一条,即“准《令》,五品官婚葬,先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

谏文又有关于内外命妇的卤簿令。“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障之色”,正合《大唐开元礼》、《新唐书仪卫志下》所载对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以下内外命妇卤簿“偏扇、团扇、方扇”数目的规定。

清乐令

唐代《乐令》对清乐的乐器工衣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清乐,至隋炀帝时入九部乐。唐十部乐中亦有清乐伎。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载《清乐令》:“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梁以前舞人并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帻,绯 褶。舞四人,碧轻纱衣,裙襦大袖,画云凤之状,漆鬟髻,饰以金铜杂花,状如雀钗,锦履。舞容闲婉,曲有姿态。……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

十部伎

十部乐是从四夷乐十四部乐中挑选出来的。其选择的标准有二:一是“华夷兼备”,外交关系密切的外国民族歌舞;二是“乐器工衣”,选择十四乐中“乐器工衣”齐备的的乐队,并进行了整合、完善。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对十部乐著《令》的记录:“……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

《唐令拾遗》据《唐六典》卷十四复原的唐开元七年、二十五年《乐令》,有云:“诸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

唐《乐令》是唐代音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唐令拾遗》“乐令第二十”著者按:“在《通典》、《旧唐书》中,除‘清乐’外,再没有别的令名。但是,《通典》记有‘令著令者,唯十部(龟兹、疏勒、安国、康国、高丽、西凉、高昌、宴乐、清乐伎、天竺,凡十部)’,《旧唐书》在记述‘燕乐’等十部之后,也有‘今著令者,惟此十部’的记载,因此,前列《通典》与《旧唐书》之文,可以看作是直接或间接地依《令》而成。”[16]值得补充的是,据上文,《旧志》和《通典》的共同史源是刘贶的《太乐令壁记》,它成书开元九年以前,故《太乐令壁记》中十部伎、二部伎、乐悬的唐《乐令》可以断定为开元七年《令》。

《乐令》是唐代音乐的重要史料,也是唐代音乐记录的重要史源。无论《旧唐书音乐志》、唐国史《音乐志》,还是《太乐令壁记》所记录“十部伎”、“二部伎”、“乐悬”的初始材料乃是唐《乐令》。

(三)奏议

《旧唐书·音乐志》引用了若干条议乐奏文,应是出自《实录》和太常案牍等。列举其中重要奏议:武德年间孝孙奏请作乐。贞观二年,孝孙又奏《十二和》。贞观十四年,颜师古等八座议庙乐。贞观二十三年,长孙无忌、于志宁奏太宗庙乐。开元二十九年,太常奏请定东封泰山所定雅乐名。唐中后期,各朝奏定庙乐舞名。永徽二年,宇文节请奏九部乐。永徽二年,太常上言奏《白雪》琴曲。仪凤二年,韦万石奏修改《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上元舞》。仪凤三年,韦万石奏请复《破阵乐》。景龙二年,唐绍谏五品以上母妻不得给鼓吹。大和三年,太常礼院奏凯乐仪注。昭宗朝修奉乐悬使宰相张奏议历代乐悬之数,请用二十架。

(四)太常乐章

《旧唐书音乐志》后二卷皆是太常乐章:卷三十为郊祀乐章,卷三一为庙乐乐章。乐章的文本应是唐代早已结集的太常乐章。《旧志》记录了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绦令博士韦逌、直太乐尚冲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通志艺文略》之二“乐类” 著录有“曲簿”,其主要作品应是唐代太常乐章集:“《太常寺曲名》一卷;《太常寺曲簿》十一卷;《歌曲名》五卷;《历代乐名》一卷;《唐郊祀乐章谱》二卷,张说、王泾;《历代曲名》一卷;《外国伎曲》三卷;又一卷;《乐府广题》一卷;《太常大乐曲部并谱》一卷;《乐章记》五卷。”后晋史臣是在唐太常寺已结集的乐章的基础上钞录而成《旧唐书音乐志》乐章二卷。[17]

 

综上所述:《旧唐书音乐志》与《通典》、《唐会要》等政书乐类有着共同的史源,这就是唐国史音乐志,其主体部分是韦述国史志。韦述国史志所述唐朝前期音乐是在刘贶《太乐令壁记》的基础上采录各朝实录、礼乐诏令奏议而成。开元后至宣宗朝的的音乐内容是后代国史修撰者据各朝实录补缀而成。唐末昭宗朝的乐悬记录则是后晋史官据昭宗朝论乐奏折加。故《旧唐书·音乐志》的成书过程如图所示:《太乐令壁记》à韦述国史音乐志à开元后史官补缀国史音乐志à后晋《旧唐书·音乐志》。

(四)太常乐章

《旧唐书音乐志》后二卷皆是太常乐章:卷三十为郊祀乐章,卷三一为庙乐乐章。乐章的文本应是唐代早已结集的太常乐章。《旧志》记录了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绦令博士韦逌、直太乐尚冲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通志艺文略》之二“乐类” 著录有“曲簿”,其主要作品应是唐代太常乐章集:“《太常寺曲名》一卷;《太常寺曲簿》十一卷;《歌曲名》五卷;《历代乐名》一卷;《唐郊祀乐章谱》二卷,张说、王泾;《历代曲名》一卷;《外国伎曲》三卷;又一卷;《乐府广题》一卷;《太常大乐曲部并谱》一卷;《乐章记》五卷。”后晋史臣是在唐太常寺已结集的乐章的基础上钞录而成《旧唐书音乐志》乐章二卷。[17]

综上所述:《旧唐书音乐志》与《通典》、《唐会要》等政书乐类有着共同的史源,这就是唐国史音乐志,其主体部分是韦述国史志。韦述国史志所述唐朝前期音乐是在刘贶《太乐令壁记》的基础上采录各朝实录、礼乐诏令奏议而成。开元后至宣宗朝的的音乐内容是后代国史修撰者据各朝实录补缀而成。唐末昭宗朝的乐悬记录则是后晋史官据昭宗朝论乐奏折加。故《旧唐书·音乐志》的成书过程如图所示:《太乐令壁记》à韦述国史音乐志à开元后史官补缀国史音乐志à后晋《旧唐书·音乐志》。

唐代《乐令》对雅乐乐悬、鼓吹十二案、文武二舞、十部伎、二部伎的“乐器工衣”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宋史》卷一二六《乐志》说:“唐定乐《令》,惟器服之名。”唐代《乐令》的内容重视“器服”,是因为乐器工衣之数不仅标志了礼仪规模品秩制度,而且是对音乐的组织形式的规定本文对唐代《乐令》的资料发掘对重新认识唐代宫廷音乐有着重要价值。唐代以国家著“令”的法律形式规定十部伎、二部伎等乐部制度,这说明《乐令》唐代音乐制度的核心内容,唐代礼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1] 谢保成:《<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唐研究》第一卷第360-3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六第345页,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王树民校证本。

[3]《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十九第1627页引《崇文总目》,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4]《旧志》前二卷所记玄宗开元后有六事:肃宗重修乐悬,“八音”中补入开元、天宝新增弦乐器和永泰初司马绦所进《广平乐》有乐器八缶事,德宗朝献乐事,文宗时教习《云韶乐》,大和凯乐仪注,昭宗朝重修乐悬等。

[5] 与此相类的文字另见《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传》史臣之赞词:“我太宗文皇帝亲驭戎辂,东征高丽,虽有成功,所损亦甚。”

[6] 今本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第1122页据本号改为“显庆”。本文所引《旧志》文字皆从《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

[7] 贾宪保:《从<旧唐书><谭宾录>中考索唐国史》,载黃永年主編《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一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4-165页。

[8] 《旧唐书》卷一0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排印本第3174

[9] 《全唐文》卷三0八《授陈九言起居舍人刘贶起居郎制》

[10]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第615页,梁在平译,台湾中华书局1973版;秦序:《刘贶与<太乐令壁记>,《黄钟》1992年第1-2期第50页。

[11] 《玉海》卷一0五第1921页,宋王应麟撰,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

[12] 《太平御览》卷五八二乐部二零,宋李日方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625页。

[13] 《唐代诏敕目录》,池田温撰,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14] 唐令拾遗》,仁井田升撰,粟劲、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唐令拾遗补》,仁井田升、池田温编集代表,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 《唐令拾遗》第473页、474页、第878页。

[16] 《唐令拾遗》第474页。

[17] 孙晓晖:《唐太常乐章研究》,《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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