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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系“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第五场
汪申申教授主讲《贝多芬在中国》

时间:2020年12月20日 20:34 作者:李佳陛 来源:音乐学系 浏览次数:

本网讯(通讯员 李佳陛)12月16日16时,音乐学系“永远的贝多芬——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第五场在学术报告厅举行。本场讲座题为《贝多芬在中国》,邀请音乐学系汪申申教授担任主讲。讲座由音乐学系主任孙凡教授主持,同步在腾讯会议平台上直播。

汪申申教授从有关贝多芬生日的争议谈起。他提到,本次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讲座特意安排在12月16日,就是为了在贝多芬生日这天向他致敬。但是,据权威说法,贝多芬应是在1770年12月17日受洗的,但具体是哪天出生,其实是不确定的。随后,汪申申教授就“贝多芬在中国”的话题将以往学者们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引证,并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看法。

(汪申申教授主讲)

汪申申教授指出,“贝多芬在中国”的话题最早是由廖辅叔先生提出的,他于1992年发表的文章《贝多芬在中国》主要阐述了贝多芬的音乐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之后,严宝瑜、宫宏宇、张乐心、美籍华人蔡金东和梅文诗等学者都曾关注到这一课题,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而国内第一篇用中文写成的贝多芬传记文章是由李叔同于1906年撰写的《乐圣比独芬传》。汪申申教授在讲座中仔细分享了这篇文章,并对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篇文章在中国的受众其实并不广泛,而真正在国内有广泛影响力的第一本贝多芬传记应是1946年由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贝多芬传记则是1950年由我校作曲系谢功成教授编写的《贝多芬》。汪申申教授还梳理了之后国内出版的一系列与贝多芬相关的著作,认为国内目前尚未有对贝多芬九部交响曲进行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是值得学界反思的。

(孙凡教授主持)

汪申申教授还对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上演情况进行了追溯和梳理。据相关资料证实,目前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第一次演出是在1861年的上海租界。并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贝多芬的多部作品就已在上海演出。汪申申教授还根据相关文献对20世纪之后的上海、北京(北平)、哈尔滨和重庆四个地区演出贝多芬作品的情况进行了详尽梳理。他认为,1936年上海第一次完整地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应可作为“贝多芬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分界点。

另外,汪申申教授还对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贝多芬的相关谈论进行了耙梳。他认为这一层面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之前的第一阶段,国人对贝多芬音乐中的“精神”是十分着迷的——这可从傅雷所译《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看到;而第二阶段从1949-1966年,贝多芬的命运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起伏;第三阶段从1966-1976年,尤其是在1972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贝多芬在中国演出的情况曾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改观;第四阶段则为1976年之后,尤其是1983年中央乐团首次将贝多芬九部交响曲进行公演,并录制成黑胶唱片之后,国内对贝多芬音乐的研究和上演便呈现出愈来愈繁荣的景象。

(讲座现场)

汪申申教授将贝多芬在中国的命运划分成了几个阶段:序奏阶段(19世纪下半叶),贝多芬音乐进入中国,但仅限于外侨范围;第一阶段(1906—1936年),诸多前辈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第二阶段(1936—1976年),国内开始演出贝多芬的音乐,推崇贝多芬的“精神”,涉足贝多芬研究;第三阶段(1976年至今),演出的曲目范围逐步扩大,出版物日渐增多,研究也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讲座最后,汪申申教授还谈到贝多芬音乐中的“核心价值”问题。他认为,贝多芬比前人真正进步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尝试用音乐来表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说他“集古典主义之大成”,是指他将音乐中的理性、逻辑性因素发展到了极致;而说他“开浪漫主义之先河”,则是指他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创新、对个性的彰显,以及情感的流露。

(学生提问)

汪申申教授还对在场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音乐学系主任孙凡教授对“永远的贝多芬——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进行了总结,并宣布活动圆满结束。(摄影/钟启念)

(汪申申教授与音乐学系部分教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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